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張老師專欄 2026/09）

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營養精神醫學如何重塑憂鬱症的治療模式？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當憂鬱如一場牽涉神經發炎、免疫失衡與代謝異常的體內風暴，
單一治療往往難以開啟那扇有著十道鎖的門。
從二十五年的魚油研究，到科學走出論文、進入臨床，
營養精神醫學正逐步擴充醫師手中的工具箱，
尋找更安全、更多元且更整合的治療路徑。

很多人走進我的診間，在訴說完長期困擾的心情與失眠後，總會帶點猶豫地問我：「蘇醫師，除了吃藥，還有沒有別的希望？」

每當聽到這個問題，我總會停頓一下。這短短的幾秒鐘裡，我看見的不僅是一個個深陷憂鬱泥淖的身影，更看見他們對傳統治療效果未如預期的無力感。作為長期投入憂鬱症研究的學者，我深知藥物在穩定急性症狀的必要性，但我也看見了傳統治療的極限。

二十五年前，當我剛開始研究Omega-3脂肪酸（俗稱魚油）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一種存在於餐桌上的營養素，竟可能成為改變大腦、影響情緒的關鍵。今天，營養精神醫學（Nutritional Psychiatry）已從當年的「另類實驗」，演變為精神醫學最令人振奮的主流領域。而這一路走來，支撐我們度過無數個數據堆疊夜晚的動力，從來不是魚油本身，而是那份「想讓病人少受一點苦」的初衷。

憂鬱症：為什麼治療至今仍然如此困難？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憂鬱症是導致人類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常將它簡化為「大腦血清素不足」，並認為只要補充藥物，就像補充缺少的燃料，情緒便能恢復正常。

然而，現實遠比理論更為複雜。全球最具指標性的STAR*D研究早已揭示了一個事實：即便接受完整且標準化的藥物治療，仍有相當高比例的患者無法達到完全緩解。更令人遺憾的是，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副作用的折磨、對藥物的恐懼，以及對「長期吃藥」的標籤感，使得許多患者在治療初期就選擇中斷。

憂鬱症是一場牽涉神經發炎、免疫失衡、腸道菌相改變、代謝異常，以及與慢性生活壓力緊密連結的體內風暴。當我們將治療局限於單一機制，便如同只用一把鑰匙去開一扇有著十道鎖的門。這也是為什麼，我必須投身於營養精神醫學的領域——我們需要的不是放棄傳統醫療，而是擴充我們手中的工具箱，尋找更安全、更整合的治療路徑。

二十五年的魚油研究：從懷疑到實證

這段旅程，並非起於對自然療法的盲目崇拜，而是源於科學家的謹慎懷疑。

當時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魚類攝取量較高的國家，憂鬱症盛行率似乎較低。作為科學家，我必須問：「這只是巧合嗎？」2003年，我們團隊發表了世界上魚油治療憂鬱症的前驅論文，利用最嚴格的「雙盲、安慰劑對照」隨機分配試驗，來證實Omega-3脂肪酸的抗憂鬱效果。

此後二十多年，我們陸續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一系列研究。我們發現，並非所有魚油都具備抗憂鬱效果；真正關鍵的，是「EPA（二十碳五烯酸）」這項成分。2012年，我們與國際學者發表的統合分析證實，富含EPA的配方遠比單純的DHA配方更具抗憂鬱潛力。這項發現不僅是學術上的突破，更為國際臨床指引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實證基礎。

轉譯（Translational）：讓科學走進床邊

醫學研究若只留在論文裡，那只是紙上的數字。所謂「轉譯醫學」，就是將實驗室的證據「搬」到臨床病房。

這些年來，我們深入探討了特定族群，例如：懷孕與產後的憂鬱症婦女、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疼痛合併憂鬱，以及因慢性發炎而誘發憂鬱的患者。我們發現，對於那些對傳統藥物耐受性較差，或有明顯發炎指標的病人，EPA展現了極佳的風險效益比。

這正是「精準精神醫學」的初衷。醫師不再只是機械式開藥，而是開始問：「這一位病人，是否更適合從調整發炎狀態著手？」這是一種尊重每位病人生理特殊性的治療方式。

實施（Implementation）：彌合研究與真實世界的鴻溝

然而，即使擁有扎實的研究證據，也不代表就能改變臨床現況，這也正是「實施科學」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根據統計，一項新發現從實驗室到被廣泛採用，平均需要十七年。在臺灣，儘管魚油的市場熱度極高，但在精神科診間內將其作為正規治療指引的一部分，仍面臨許多阻礙：臨床醫師對營養學知識的陌生，甚至是對「非藥物療法」的刻板偏見。

為了打破這道鴻溝，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建立跨領域團隊。我們推動營養師進入身心照護團隊，舉辦臨床繼續教育，讓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與營養師能以「同一個戰線」的角度，為病人設計整合性的治療計畫。我們強調的不是「反對藥物」，而是「如何在治療中正確納入具有醫學證據的支持」。

推動營養精神醫學：ISNPR、TSNPR與官方期刊

隨著研究的累積，我們不滿足於單打獨鬥。十多年前，我參與創立國際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ISNPR），並在臺灣推動成立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SNPR）。

這不僅是為了交流學術成果，更是為了建立一套具備「公信力」的標準。我們不希望坊間流傳的不實廣告與商業行銷利用病患的無助，販售未經驗證的產品。因此，我們制定臨床指引、定義劑量標準，將營養精神醫學從邊緣學科推向主流醫學。

2026年，我更榮幸能擔任ISNPR國際官方期刊《Nutritional Psychiatry》的創刊總編輯。這本期刊的誕生，象徵著一個里程碑：營養飲食作為精神健康的基石，終於在醫學界取得了不可撼動的學術地位。我們連結了亞洲與西方的智慧，結合傳統飲食文化與分子醫學研究，為全球精神健康開創了新典範。

重新思考輕度憂鬱症的第一線治療：EPA的倫理與科學角色

隨著實證醫學的深化，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一個關鍵問題：對於輕度憂鬱症，抗憂鬱藥物真的是唯一的首選嗎？

根據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中心（NICE）的最新治療指引，已明確建議不要將抗憂鬱藥物作為輕度憂鬱症的常規第一線治療。這並非否定藥物的價值，而是基於科學證據的嚴謹反思：在臨床試驗中，抗憂鬱藥物與安慰劑在輕度憂鬱症患者身上的療效差異並不明顯。然而，基於倫理考量，醫師不可能給病人開立安慰劑；但若因此強行將所有輕症病患推向長期用藥，不僅存在醫學爭議，也讓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副作用。

在此情境下，我開始在學術界倡議：以高純度EPA作為「跳脫框架」的選擇。臨床證據顯示，在高濃度、高品質的EPA輔助下，患者能以更安全、副作用更低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調節神經發炎與腦部代謝，並有機會成為具潛力的第一線抗憂鬱療法。透過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讓醫師在處理輕度憂鬱症時，能擁有一種更符合倫理且具實證支持的治療策略。

回到病人本身：讓希望在世界各個角落萌芽

「如果回到最初，您希望改變什麼？」有人問我。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這一切能發生得早一點。」

推動營養精神醫學這些年，我最深刻的體悟是：科學的終點不在論文，而在於能否真正進入病人的生活。

最近，一位從矽谷回臺的工程師與我分享，他在美國接受憂鬱症治療時，醫師便是根據我過去發表的指引，建議他使用特定配方的高濃度EPA作為輔助療法，並給予精確的劑量指導。無獨有偶，上個月我在紐奧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亦有一位科學家提到他在臨床上受益於此類治療的經驗。

作為這項研究的發起者，能看見自己的研究成果跨越國界，在不同的診間內轉譯為改變病情的關鍵叮囑，這份欣慰勝過一切榮譽。這提醒了我，推動營養精神醫學的初心始終不變──那便是透過科學，讓醫師手中的工具更多元、更精準，並讓每一位在幽暗中掙扎的病人，能多一份安心與希望。

參考資料：

1. 營養醫學成為精神醫學的主流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html
2. 突破傳統：營養醫學如何重塑憂鬱症的治療模式：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5/03/blog-post.html
3. 跳脫框架思考輕度憂鬱症的一線治療：Nutraceuticals 的潛力和角色：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5/01/nutraceuticals.html
4. 如何分辨「健康食品和自費治療」過度行銷之不實廣告：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6/12/blog-post_24.html
5. 臺灣的身心疾病治療，絕不能缺少整合性的模式：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5/10/blog-post.html
6. 天然的抗鬱物質 EPA (Eicosapentaenoic Acid) 之臨床應用指引：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9/08/natureantidepressant.html

蘇冠賓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及安南醫院副院長，臺灣憂鬱症研究權威。致力於整合醫學與去汙名化，並擔任總統府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本專欄將帶領讀者以腦科學拆解憂鬱迷思，推倒社會偏見高牆。（更多相關文章請見蘇冠賓醫師部落格 https://cobolsu.blogspot.com/）

張老師文化：〈憂鬱解鎖〉蘇冠賓專欄

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張老師專欄 2026/09）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9/202609.html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張老師專欄2026/06）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7/blog-post.html

走出情緒迷霧：解構憂鬱症的種種迷思（張老師專欄 2026/03）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4/blog-post.html

健檢不是怕死！從健保結構看台灣「不健康餘命」偏高的制度困境

為什麼台灣醫師不重視健檢？問題不在醫師，而在制度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維護健康靠自己！不是醫師、更不是健保的責任！

專科醫師就算長期幫你照顧慢性病，也不能確保你的健康

為什麼台灣醫師很少鼓勵病人健康促進？很少鼓勵病人規律常規健檢？

為什麼連醫師也沒有健康促進的習慣？也不願意規律健檢？

台灣健保制度非常擅長處理疾病，卻沒有足夠誘因與時間去經營預防醫學

一、台灣醫療制度是「看病制度」，不是「守護健康制度」

台灣健保的強項是可近性高、費用低、就醫方便；但它的基本運作邏輯長期偏向「生病後就醫」。過去健保醫療服務多以論量計酬（fee-for-service）為主，也就是門診量、檢查量、處置量、開藥量會影響醫療院所收入。這種制度自然會鼓勵「看更多病人、處理更多疾病」，但較少獎勵醫師花時間做風險溝通、生活型態介入、長期追蹤與疾病預防。台灣醫學會過去也明確指出，論量計酬會使醫療內容偏向疾病治療與控制，缺乏促使院所投入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的誘因。

換句話說，健保支付「已經生病的人」，但比較不會支付「讓人不要生病」。

二、沒有強制轉診，醫師很難建立「責任人口」

在絕大部分推動全民健保的國家，家庭醫師或基層醫師會負責一群固定民眾的長期健康管理。醫師知道這個人是「我的病人」，會追蹤血壓、血糖、血脂、癌症篩檢、疫苗、生活型態與慢性病風險。

台灣雖然法規上也曾朝家庭責任醫師與論人計酬方向設計，全民健康保險法也提到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與提升醫療品質，應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且原則上採論人計酬；但在實際醫療文化中，民眾仍高度自由就醫，沒有穩定的 gatekeeping。

結果是：病人今天看 A 診所，明天去 B 醫院，後天又到醫學中心。每位醫師都只看到片段，很少有人真正被制度授權、被誘因支持、也被時間保護，去負責這個人的「整體健康軌跡」。

三、常規健康檢查的健保給付與臨床價值不成比例

國健署確實有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目前提供 30–39 歲每 5 年 1 次、40–64 歲每 3 年 1 次、65 歲以上每年 1 次；內容包括健康行為調查、身體檢查、抽血、尿液檢查與衛教諮詢，目標是早期發現血壓、血糖、血脂、腎功能、肝功能與 BMI 等問題。

但問題是，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抽血本身，而是解釋數據、判斷風險、說服改變、安排追蹤、整合用藥與生活型態。這些工作耗時、費心、需要醫病信任，卻常常不如一般門診、檢查、處置來得有明確報酬。即使 114 年成人預防保健給付金額從每案 520 元調升至 880 元，這仍很難完全支撐高品質、個人化、長期追蹤型的預防醫學服務。

所以很多院所會把健檢做成「流程」，而不是做成真正的「健康管理」。

四、醫師太忙，沒有時間做低密度、高價值的預防談話

台灣門診常見的現實是：病人量大、看診時間短、行政文書多、評鑑與申報壓力高。常規健康檢查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五件事：檢查前的風險分層、檢查後的結果解釋、異常值的追蹤、生活型態改變、長期關係建立。

但這五件事都不是「三分鐘看診」容易完成的工作。醫師若在高診量門診裡認真談體重、飲食、睡眠、運動、酒精、吸菸、壓力、家族史與癌症篩檢，常常會立刻造成候診時間爆炸。

所以制度表面上說預防很重要，但日常工作流程卻不允許醫師真的花時間預防。

五、健檢不是怕死的人才做；是珍惜生活的人減少受苦、減少拖累家人、減少消耗社會資源而做

很多人害怕健檢，甚至說「該來就讓它來，看破生死」。但從醫學角度來看，這不是豁達，而是把可以早期處理的問題，拖到最痛苦、最昂貴、最失能的階段。

許多疾病早期沒有症狀，例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腎功能惡化、肝癌、大腸癌、胰臟癌、肺癌、肝癌和部分癌症。等到中風、心肌梗塞、洗腎、血便、劇痛或體重快速下降時，治療往往已經困難許多。更不要說現在常常報導身體強壯、注重養生的高壓人士猝死的新聞。

健檢不是為了嚇自己，而是為了提早發現風險。早期發現，可以用比較簡單、有效、保有功能和生活品質、減輕家人的照顧負擔的方式治療。台灣人的平均壽命變長，但很多人最後多年是在慢性病、失能、疼痛、住院和依賴照顧中度過，這就是「不健康餘命」偏長的問題。

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不健康平均餘命女性為8.21年、男性為6.71年 (2022年)。換句話說，許多人生命最後將近7到8年，不是在真正健康、自由、有功能的狀態中度過。台灣人不健康餘命的時間遠遠超過歐美，例如英國女王去世之前仍然在享受生活，騎馬種樹，去世之前只入院三天。

健檢不是怕死，而是為了把人生留給生活，不是留給病床、急診、洗腎和看護。

六、健檢市場和健保臨床被切成兩個世界

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自費健檢很蓬勃，但健保門診裡的預防醫學不強。高階健檢中心重視流程、設備、套餐、影像、腫瘤標記、VIP 服務；但第一線健保醫師未必能取得完整健檢資料，也未必有時間做後續整合。於是健檢常常變成「一次性消費」，而不是「連續性照護」。

這造成一種斷裂：

• 檢查在健檢中心完成，風險卻回到門診處理；
• 數據很多，整合不足；
• 異常很多，追蹤不一定完整。

七、醫學教育也長期偏重診斷與治療，較少訓練健康管理

另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是：臨床醫師本身，常常就是最不重視身心保健的一群人。 在高壓、長工時、高責任、輪班與大量病人需求之下，醫師習慣把病人和家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卻很少真正照顧自己的睡眠、飲食、運動、壓力與心理狀態。久而久之，醫師容易把疲累、失眠、焦慮、過勞，甚至身心耗竭，視為專業工作的「正常代價」。

這也和醫學教育有關。醫學生與住院醫師訓練中，最被重視的是診斷、急重症處理、用藥、手術、檢查判讀與疾病治療；但對於健康生活型態、運動、營養、壓力調適、自我照顧、預防醫學、行為改變、動機式晤談，以及如何陪伴病人長期維持健康，訓練仍然相對不足。

醫師很容易形成一種專業慣性：「病已經出現了，我來處理」勝過 「病還沒出現，我陪你降低風險」。

這不是醫師不懂健康，而是整個醫學訓練與醫療制度，長期把「治病」放在「守健康」之前。當醫師自己都缺乏被制度支持的健康生活型態與自我照顧文化時，要期待醫療體系真正重視常規健檢與預防醫學，自然更加困難。

八、預防醫學的成果太慢，不容易被看見

醫師治療肺炎、開刀、處理心肌梗塞、改善憂鬱症，成效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被看見。但健康檢查與預防醫學的成功，常常是「某件壞事沒有發生」。沒有中風、沒有洗腎、沒有心肌梗塞、沒有糖尿病惡化、沒有晚期癌症，這些都是巨大成功，但不容易在健保申報、醫院績效、病人感謝或醫師成就感中被立即呈現。因此，預防醫學在道德上很崇高，在制度上卻常常很吃虧。

九、真正問題不是醫師不重視，而是制度沒有讓醫師「值得重視」

所以我會把答案說得更精準一點：台灣醫師不是不知道常規健康檢查重要，而是在沒有轉診守門、沒有責任人口、論量計酬為主、門診時間壓縮、健檢與照護斷裂的制度下，預防醫學很難成為醫師日常工作的核心。

要改變這件事，不能只呼籲醫師「要重視健檢」。真正需要的是制度設計：

一、建立真正的家庭責任醫師或健康管理團隊。
二、讓醫師對固定人口的健康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門診量負責。
三、提高預防諮詢、風險管理、慢病早期介入的給付。
四、把健檢資料、健康存摺、醫療院所資訊整合起來。
五、讓護理師、營養師、心理師、藥師、個管師共同參與健康管理。
六、把「追蹤紅字」列為品質指標，而不是只統計做了幾件檢查。
七、讓醫院績效不只看量，也看早期發現、風險下降與病人長期健康結果。

保健品沒有專利，該如何投資研發？台灣營養精神醫學走向國際性的產學合作模式

保健品沒有專利，該如何投資研發？台灣營養精神醫學走向國際性的產學合作模式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最近，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問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正積極推動營養精神醫學（Nutritional Psychiatry）的臨床應用，但對企業界而言，優質生技公司與藥廠若投入研發與臨床試驗，往往缺乏專利保護，難以防止市場上的劣幣逐良幣！這會不會讓產業缺乏投資誘因？

這確實是全球天然藥物與精準營養領域共同面臨的瓶頸。針對這個難題，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在營養精神醫學發展的寶貴經驗，正好能提供一個可行的破解之道：。

一、 連結國際權威，建立學會的專業代表性

解決市場信任問題的核心，在於建立高度專業且具國際代表性的學會。以台灣為例，我們直接與「國際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ISNPR）」對接，在台灣成立分會「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SNPR）」，廣邀國內頂尖專業人士與學者積極參與，並每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積極爭取並擔任 ISNPR 副會長及國際期刊主編，讓台灣的研發量能與國際標準無縫接軌。

二、 專家委員會作為後盾，嚴選優質產業夥伴

以學會為核心，透過理監事與專家委員會作為專業後盾，能吸引最具研發實力與品質理想的廠商合作。學會一方面辦理專業教育訓練，推動醫療大眾對營養精神醫學的科學認知；另一方面，也為臨床醫師與醫護人員把關，提供具有臨床實證與藥品級品質的保健產品，讓專業人員能安心推薦給有需要的患者。

三、 以「專業認同」打敗「低價劣質競爭」

即使天然產品缺乏強大的專利壁壘，只要醫療專業人員高度認同權威學會與優質產業的結合，並基於科學證據進行臨床推薦，產品自然能建立起堅固的品牌信任度。這種「專業信任屏障」不僅能有效抵抗劣質產品的低價惡性競爭，更會反過來驅動產業界投入更多資源進行臨床試驗與持續研發，形成良性循環。

推動臨床進步與產業升級的關鍵，在於學會與優質廠商之間建立深厚的良性合作，或是推動研發型企業與學術研究單位深度串聯，進行研發跟臨床試驗…。

總歸來說，學會必須具有權威代表性，並獲得醫師與醫療團隊的實質認同。來自醫療專業的肯定與信任，就是打敗「低價促銷、惡性競爭」最強大的防線，更是引領整個營養精神醫學產業不斷往前進步的核心動力。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張老師專欄2026/06）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前言：在演化古老的旋律裡，我們的心曾與大地同頻。 

如今，數位時代的急促節奏，如狂風暴雨敲出失序的音符。 

當杏仁核的低語遇上演算法的喧囂，請聆聽 

這首內在交響樂，在混亂中重新找回安定的節奏。

我們正處於科技最進步、物質最豐足，心靈卻最疲憊的時代。焦慮、孤獨與憂鬱不再是偶發的崩潰，許多人是在長期睡不好、靜不下來、壓力大、心煩、對人失去耐性、對自己失去信心的過程中，慢慢耗損。到了最後，連快樂都變得很費力

若將這些困擾歸咎於「想太多」或「抗壓性差」太過簡略。從腦科學看，這源於我們的大腦與身體，正在面對一個遠快於人類演化速度的世界。都市化、社群媒體、演算法、睡眠剝奪、久坐生活、飲食失衡，取代了自然連結，便形塑出新型態的心理威脅，我稱之為「數位疫情」。

我們的大腦，並不是為這樣的世界設計的

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大腦原是為數萬年前的狩獵採集生活所設計：小型社群、貼近自然、遵循晝夜節律、持續活動身體。當時的壓力反應（戰或逃）用以應對野獸與飢餓，發炎反應則協助對抗感染與修復傷口。

然而，現代都市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演化錯配（evolutionary mismatch）」。我們內建的壓力系統，大腦中杏仁核（Amygdala）無法區分原始威脅與現代壓力。截止期限、績效考核、房貸壓力、人同事的眼神、社群媒體上的酸言酸語、看不完的推播、半夜還亮著的螢幕，讓人類古老的壓力系統被長期啟動。久而久之，原本有助生存的機制，轉變為慢性壓力、情緒失衡與睡眠障礙，皮質醇持續升高，進而影響海馬迴功能，增加憂鬱與焦慮等心理困擾的風險。

都市化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是情緒生態的改變

都市讓生活更便利，卻也悄悄放大孤單。高密度空間、快速節奏、綠地減少、久坐與通勤壓力，加上人際關係的碎片化，這些改變不僅是生活感受，更會實質影響大腦與情緒系統。研究顯示，慢性壓力會長期活化下視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使皮質醇分泌失衡，進而干擾睡眠、注意力、記憶與情緒調節。

同時，現代生活也伴隨著低度慢性發炎。這種發炎不若感染時明顯，卻在壓力、不良飲食、缺乏運動與睡眠剝奪中持續累積。愈來愈多證據指出，憂鬱症不只是心理層面的困擾，也涉及大腦功能、壓力調節與免疫系統的失衡。因此，當一個人長期感到疲憊、煩躁、難以恢復或失去動力時，我們不應只問「你怎麼了」，也要問：「你長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

從遊戲為本的童年，到手機為本的童年

如果說都市化改變了整體心理生態，那麼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則深刻重塑了年輕世代的成長環境。過去的童年建立在遊戲、奔跑與真實互動之中；如今，許多孩子從小進入以螢幕為中心的生活，從「玩耍」轉向「滑手機」，人際關係也由面對面交流，變成持續連線與即時回應。

這不只是媒介改變，而是發展模式的轉變。遊戲為本的童年，有助於培養挫折忍受、情緒調節與同理心；手機為本的童年，則讓孩子提早進入高刺激且缺乏節制的環境：每一則按讚都像評分，每一張照片都可能成為比較，每一次已讀不回都能引發焦慮，每一個演算法推播都在爭奪注意力。

對心智尚在發展的青少年而言，這樣的環境並不中性。它可能放大社會比較、削弱自我價值感、增加焦慮並干擾睡眠。當匿名性與群體效應結合，網路霸凌與情緒傷害也更快速且持續地擴散，形成新的心理創傷。

什麼是「數位疫情」？

我之所以提出「數位疫情（Digital Pandemic）」這個概念，是因為某些數位環境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確實具備類似流行病的特性：會擴散、累積、彼此感染，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改變整個世代的情緒風貌。

這場疫情的「傳播者」並非單一來源。首先，是追求注意力最大化的演算法。科技公司最擅長的，不是把最有營養的內容送到你眼前，而是把最能引發情緒反應的內容推給你。仇恨、恐懼、嫉妒與對立，比平靜與理性更容易擴散，長期下來，人的情緒被牽引，對世界的感受也趨於極端。

其次是惡意使用者。匿名性與距離降低了羞恥感，削弱了同理心，使網路霸凌、詐騙與極端言論更容易蔓延。再者，是未被察覺的情緒障礙使用者，在情緒困頓與孤單中，長期暴露於高刺激、高比較、高敵意的數位環境中，便可能在虛擬數位環境中發洩情緒、情緒勒索、將痛苦傳遞出去，無意間成為傷害他人的傳播源。

憂鬱症，是調和內在的身心交響樂團的變調

在臨床上，憂鬱症罕有單一成因，而是體質、壓力、發炎、童年經驗、數位暴露與都市環境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我們對憂鬱的理解不應再停留於「血清素不足」或「想太多」等化約論。更完整的視角是將其視為「內在交響樂團」的失調：壓力系統過緊、免疫發炎嘈雜、睡眠節律走音，加上飲食失衡與運動不足，而數位環境則像一位加速節奏、放大噪音的指揮者，令整體陷入失序。

這能解釋為何許多心理困擾雖未達診斷標準，卻真實而痛苦。無論是長期的焦慮不安、情緒耗竭，或是功能正常卻內在空洞、失去快樂感，這些情緒狀態都具有深層的生理與環境根源，值得被嚴肅理解，而非輕率地歸咎於個人性格的脆弱。

不只是警訊，更要找到出路

談數位疫情、演化錯配與都市壓力，並不是要否定科技或現代文明。科技本身是中性的，既可能造成傷害，也可能成為支持。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理解這個時代帶來的新型心理風險，並發展出相應的保護力。

從臨床實證看，首要關鍵是「重建節律」。規律睡眠、深夜遠離螢幕、增加日光接觸與基本運動，能重新校準壓力系統，穩定情緒。其次是「重建真實連結」。大腦天生需要面對面的陪伴，能被深度聽見的關係，對心理復原具備不可替代的療效。

第三，是培養數位素養與界線感。我們或許無法離開數位世界，但可以學習辨識哪些內容在操控情緒、哪些設計在強化依賴，並在適當時候為自己設下界線。第四，是建立整合性治療觀。當憂鬱與焦慮影響生活功能時，治療不應僅靠忍耐，也不必侷限於單一方法。藥物、心理治療、睡眠調整、運動、營養、正念與壓力管理，甚至數位療法，都可能成為支持的一部分。

我常以「調和內在的交響樂團」來形容憂鬱症的治療。關鍵不在消除某個聲音，而是讓失序的節奏重新回到協調。這樣的整合視角，或許比單一歸因，更能幫助現代人找到出口。

在這個演化錯配的時代，要學習自己查覺和自我照顧

我們無法用原始部落的生理設計，要求自己在數位都市中毫髮無傷。理解「演化錯配」並非為了怨天尤人，而是為了讓我們增加自我查覺：並非太脆弱，而是大腦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環境衝擊。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焦慮與情緒耗竭已成社會共業。對個人而言，這意味著必須更珍惜睡眠、節律與真實的人際活動。古代智慧如正念（Mindfulness）、瑜伽與冥想，在神經科學中已證實能重新校準杏仁核，調和過度活化的壓力系統，幫助我們從虛擬世界抽離，回歸當下的身體感受。

真正的進步，不單是科技的躍進，而是人在科技洪流中，仍能保有內心的安定與關係的溫度。在這個太快、太亮的時代，當我們理解心理困擾具備環境與生物學根源時，便能以更溫柔的姿態對待自己與他人，並擁有勇氣去尋求專業醫療的協助。

【學術參考文獻】

• Su KP. The CORE Solution: Protecting Youth Mental Health from the Digital Pandemic.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2025.

• Su KP, et al. The Digital Pandemic in Youth: Unpacking the Algorithmic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in an Urbanized World.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026.

• Su KP. Harmonizing the inner orchestra: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stress, inflammation, diet, and lifestyles in depress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025.

蘇冠賓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及安南醫院副院長，臺灣憂鬱症研究權威。致力整合醫學與去汙名化，任總統府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本專欄將帶領讀者以腦科學拆解憂鬱迷思，推倒社會偏見高牆。（更多相關文章請見蘇冠賓醫師部落格）

 

張老師文化：〈憂鬱解鎖〉蘇冠賓專欄

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張老師專欄 2026/09）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9/202609.html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張老師專欄2026/06）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7/blog-post.html

走出情緒迷霧：解構憂鬱症的種種迷思（張老師專欄 2026/03）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4/blog-post.html

病人早已經在用AI尋求心理支持，臨床醫師應主動聊聊病人怎麼用！

病人早已經在用AI尋求心理支持，臨床醫師應主動聊聊病人怎麼用！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 民眾正逐漸將生成式人工智慧作為心理健康資源。超過13.1%五百萬名美國青年曾向AI尋求心理健康建議，其中18至21歲族群的比例更高達22.2%。
• AI能提供陪伴、心理教育，但也可能給出不準確或有害的回應。
• 醫師若能了解病人從AI中獲得什麼，就能一起討論、澄清誤解，轉化成治療素材。
• 把AI變成深化醫病關係的機會：詢問時先不批判、展現好奇，聽病人覺得有幫助的地方，再一起討論需要注意的部分！
• 你們覺得呢？醫師該不該 routinely 問病人有沒有用ChatGPT談心理問題？

Ref: Saba SK, Weeks WB. Patients Use AI-Clinicians Should Ask How. JAMA Psychiatry. 2026 Apr 1. 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6.0451.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1920560. 

美國民眾正逐漸將生成式人工智慧（AI）作為心理健康資源。超過五百萬名美國青年（13.1%）曾向AI尋求心理健康建議，其中18至21歲族群的比例更高達22.2%。2025年一項針對有心理健康問題且使用大型語言模型成人的研究顯示，近半數受試者使用這些工具尋求支持，包括焦慮、憂鬱症及個人建議。

使用者尋求的情感支持、陪伴、心理教育，以及幫助處理困難經驗，常發生在療程之間，有時甚至取代臨床照護。雖然專業指引多聚焦於臨床醫師如何使用AI工具，但關於與病人討論其AI使用情況的對話至關重要，卻較少受到重視。

首先，AI使用情況能讓我們一窺病人的內心世界。人們很可能會向AI傾訴他們不願與臨床醫師分享的擔憂，例如尷尬的恐懼、擔心被評判的想法、看似明顯卻難以啟齒的問題，以及尚未成形的想法。

其次，AI會影響病人處理自身問題的方式。這些模型可能過度迎合，只提供認同而缺乏適當挑戰；容易產生幻覺，提供不正確或有害的資訊。如果臨床醫師知道病人從這些工具中獲得什麼，就可以用正確具有治療性的角度處理這些內容，探索病人尋求支持的原因、強化有益的部分、修正誤導性回應，並幫助病人發展對AI的批判能力。

第三，AI使用情況應視為臨床評估的一部分。臨床醫師會關心病人的運動、物質使用、正念冥想應用程式、自助書籍及支持團體參與情況，因為了解病人的因應方式對醫療也很重要。AI作為一種科技與求助行為，也應視為臨床評估的一部分。社群媒體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如今已有充分文獻支持，但臨床界曾經遲遲未將其納入常規評估，以致一代年輕人在缺乏足夠臨床支持的情況下使用這些平台。

臨床醫師無需成為AI專家，但基本的AI素養是必要的

醫師應該了解大型語言模型是根據大量訓練資料預測可能的文字序列並產生回應，所以病人可能面臨特定風險：（一）雖然回應聽起來權威，但往往不完整、缺乏危機處理協議與問責；（二）心理健康領域中AI使用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且進行困難；（三）AI可能提供有害資訊、不能適當回應自殺意念、甚至強化有害行為，或反映社會污名與偏見；（四）病人可能未充分認識隱私風險；（五）過度依賴AI尋求社交連結也可能成為問題，尤其對仍在發展中的年輕人而言；（六）快速的變化使得制定明確臨床使用指引極具挑戰性，因此，持續掌握最新發展是AI素養的重要組成。最具臨床意義的是了解個別病人如何使用AI，並據此做出回應。

臨床醫師的會談技術很重要（表格列出實務方法）

第一，正常化（不批判、肯定）AI用於心理健康，並以開放態度提問，能傳達好奇心，病人較不會感受到不認同。

• 「很多人都在使用像 ChatGPT 這樣的人工智慧工具，包括用來尋求心理健康支持。你有試過嗎？」

第二，先探索益處再討論疑慮，能展現真誠興趣，並幫助臨床醫師理解AI在病人生活中的具體角色。

• 「你用它來做什麼？哪些部分對你有幫助？」

第三，先詢問病人的疑慮，再分享臨床醫師的疑慮，能開啟關於潛在風險的對話。

• 「有沒有哪些回應讓你覺得不太有幫助，或是讓你感覺更糟？」

第四，病人有意願接受建議後再提供資訊（例如AI不準確、偏見、有害回應、污召化）。

• 「我可以分享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第五，邀請持續對話

• 「我很希望能持續聽你分享這件事的發展、你覺得還有什麼有幫助的地方，或是出現任何疑慮。這可能有助於我們一起想出可以努力的方向。」

使用隱喻（如「一個知識豐富但有時過度自信的朋友」）能有效傳達AI的效用與限制。最後，表達希望持續討論AI的意願（包括邀請病人帶入相關提示與輸出），能將AI納入持續治療，而非視為一次性篩檢問題。這種方法能將AI使用轉化為治療素材，包括病人被吸引的主題、不確定的回應，以及可能正在學習的內容。

AI對心理健康有好有壞，兼具兩面，取決於情境。若未進行常規評估，臨床醫師就無法觀察病人與這些工具的互動，並可能遭遇無法預測的風險。既然病人已在使用生成式AI進行心理健康相關互動，臨床醫師無需等到有明確研究結果才開始詢問。臨床醫師應以好奇而非批判的態度進行對話，但也要提供資訊、信任，並隨著AI發展持續更新知識和素養。

助人者的韌力之道：在危機中綻放永續的熱情（推薦序）

在危機中綻放永續的熱情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羅東聖母醫院郭約瑟醫師所翻譯的《慈悲枯竭》，以生理、心理、行為及社會支持的多維視角，建構了一套全面的助人者韌力提升框架。此書延續郭醫師前譯作《韌力》的精神，提供了在高壓照護環境中增進韌力的實用策略。作為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領域三十餘年的臨床醫師與研究者，我深感此書對台灣醫療專業人員而言，宛如一盞明燈，照亮韌力，指引助人者在危機中守護自身心理健康並蛻變成長。

臨床實務中的真實啟示

在三十年的精神醫學生涯中，我多次目睹助人專業人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因未能及時察覺自身狀態，陷入職業倦怠與慈悲枯竭的困境。此現象不僅危害個人健康，更威脅醫療體系的穩定性。台灣護理人力短缺危機尤為顯著，高離職率反映出倦怠與支持系統不足的雙重挑戰。

數年前，我遇到一位年輕的急診護理師，她在高壓環境中持續工作多年，她因身心俱疲選擇辭職。她形容自己「被掏空」，無法再面對病患的痛苦或職場衝突。她的經歷並非特例，而是台灣醫療體系的縮影：部分醫院的護理離職率高達15%，不僅因長工時與低薪資，更因缺乏心理支持與毒性職場環境。這些系統性問題不僅削弱醫療服務品質，更對患者安全構成威脅。

助人專業韌力的核心價值

《慈悲枯竭》直面這些挑戰，提供了建構心理韌力的實用工具。其核心理念「前瞻式專業韌力」強調自我調節、循意向行事及情感成熟等技能，使助人者在逆境中尋求平衡與成長。此策略與我長期倡導的「助人者自我照護」理念一致：唯有善待自己，助人者才能持續為他人提供有力支持。本書提出的五大核心技能——從自我調節到建立支持網絡——既是抵禦倦怠的防線，亦是助人專業長遠發展的基石。

全民心理健康韌性計畫

本書在個人韌力策略的建構上表現出色，但對系統性職場問題（如霸凌、績效壓力、毒性組織文化）的探討相對有限。這些結構性因素對慈悲枯竭有顯著影響，卻缺乏對其形式、成因及系統性解決方案的深入分析。

近期一場悲劇—勞動部公務員因長期職場壓力輕生—凸顯了這些問題的迫切性。作為總統府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委員，我於2024年11月28日會議中提出「全民心理健康韌性計畫」，獲總統認同，並於2025年3月26日由衛福部正式啟動為期6年、50億元的計畫，其中包括職場的反霸凌機制。現代社會的壓力和創傷型態已大不相同，急速變化中的數位化社會的職場壓力和青少年創傷、不健康社群媒體對Z 世代心理健康傷害，不要說學校的老師或輔導人員不懂，醫院心理師、精神科醫師不熟悉，甚至精神醫學或教育心理學的專家學者們，都仍然不斷在研究、學習，以因應新的挑戰。

結語

《慈悲枯竭》不僅是一部助人專業韌力的實用指南，更是一份對奉獻於改善他人生活者的致敬。它為助人專業人員提供工具，確保他們在燃燒熱情時不致耗盡，成為他們旅途中的堅實夥伴。期望本書能激勵照護者優先關注自身福祉，確保以韌力與慈悲持續其重要使命。

走出情緒迷霧：解構憂鬱症的種種迷思（張老師專欄 2026/03）

走出情緒迷霧：解構憂鬱症的種種迷思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前言：憂鬱症不是意志的崩塌，而是大腦在生理迷霧中的逆行旅程。唯有正確理解、去汙名化，與及時看見與接住，才能在陰影中仍感知光，重獲生活的自由與希望。

社會終於比過去更願意談論心理健康了，但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願不願意談」，而是談得是否正確。門診中我經常聽到患者低聲說：「醫師，我是不是太脆弱了？」這話背後，藏著社會對憂鬱症的誤解史。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大腦科學早已進入嶄新紀元。我們知道大腦是人類行為、情緒、記憶與決策的主宰者，更是所有精神疾患的病灶。儘管科學進展神速，但社會大眾對憂鬱症的誤解從未完全消弭。甚至在斷章取義或「假專業」人士的渲染下，讓民眾對精神醫學的偏見難以撼動。

迷思一：為何「人生勝利組」也逃不過？憂鬱症與自殺是「病症」而非「選擇」

每當媒體報導學術界菁英、企業巨擘，甚至當紅大明星不幸輕生的悲劇時，大眾總會湧現許多疑問：

「他明明事業成功、家庭美滿，有什麼好憂鬱？」

「為什麼走到世界巔峰，還會想不開的？為何選擇結束生命？」

這些問題背後，隱藏一個最深刻的迷思：憂鬱症是一種情緒的選擇。但事實是憂鬱症和自殺是疾病與症狀，並非一種選擇。憂鬱症是大腦的疾病，沒人可免疫。

若回顧疫情的經驗，或許較易理解。當確診後發燒，我們不會說：「他怎麼不控制一下體溫？」發燒不是意志的失敗，而是免疫系統的反應。同樣地，自殺意念，是大腦在極度失衡與痛苦狀態下發出的警訊，而不是一個人在理性思考後的自由選擇。

在臨床現場，我見過太多患者在病情緩解後，回看曾經反覆浮現「想死」念頭的時期，滿臉困惑地說：「那時的我，已經不是我了。」這句話並非修辭，而是神經醫學的真實寫照。當憂鬱症侵蝕大腦，負責希望、未來感、風險評估與情緒調節的神經網絡會逐漸失去平衡。痛苦被無限放大，而出口卻被壓縮到只剩下一條看似「結束一切」的隧道。

理解「疾病與症狀並非選擇」，是我們給予患者同理心的第一步。

迷思二：精神疾病被過度診斷？憂鬱症會「自己好」？其實太多人在黑暗裡，從未被看見

「現代人只是抗壓性太差。」

「每個人都有低潮，哪需要看醫師？」

「憂鬱症會自己好。」

這些話在社群媒體與談話節目中反覆出現，聽起來似乎有理，卻悄悄傷害了無數正在受苦的人。在臺灣，真正接受適當治療的憂鬱症患者，連五分之一都不到。意味著有將近八成的人，正獨自承受說不出口、也不被承認的痛苦。

憂鬱症在東方文化裡，往往不以情緒表現，而是先躲進身體。它化身為胸悶、心口的痛、長期失眠、反覆頭痛、無法恢復的疲憊。於是病人一科換一科，一次一次地聽到「檢查都正常」，卻始終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還有些人，甚至連這些身體症狀都努力掩飾。他們在工作上挺住壓力、在家庭中撐起責任、在人群裡強忍歡笑，直到夜深人靜才發現自己已耗盡所有力氣。這種「還撐得住」的狀態，反而讓疾病更難被察覺。

我們總說人有心理韌性，這沒有錯。但對中重度憂鬱症而言，大腦的壓力調節系統已經失衡，要求一個人「想開一點」，就像要求骨折的人「走快一點」一樣殘酷。

真正的危險，從來不是診斷太早，而是被看見得太晚。

迷思三：抗憂鬱藥物沒效？對治療的恐懼，往往蒙蔽科學的事實

2022年一篇刊登於《分子精神病學》（Molecular Psychiatry）的綜合分析，引發了廣泛討論。研究指出目前的科學證據無法支持「憂鬱症是由血清素缺乏引起的」。這篇報導被許多「反精神醫學」人士斷章取義，宣稱抗憂鬱藥物全是騙局，轉化成極端的結論——

「抗憂鬱藥沒用。」

「精神藥物只是控制人性。」

身為研究者與臨床醫師，我必須清楚地說：這是危險的誤解。我必須澄清：血清素學說的局限性，並不等同於藥物無效。抗憂鬱藥之所以能成為醫療體系的一部分，是因為它們通過了嚴格的隨機對照試驗，在真實世界中，確實能幫助許多患者減輕症狀、恢復功能、降低自殺風險。

藥物的角色，並不是把人變成「沒有情緒的機器」，而是把一個人從疾病的壓迫中，帶回能夠思考、感受與選擇的位置。若只用單一藥理機轉去理解，面對不同機轉的治療——如經顱磁刺激、電痙攣治療、心理治療、營養介入——理論自然會顯得矛盾。這正好提醒我們：應該拓展整合治療，而不是否定醫學。臺灣在健保制度的限制下，治療或許過度集中於藥物，因此我們應該提倡的是具有實證的「整合性治療」。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那些以「反藥、反醫」之名，販售未經嚴謹驗證產品或課程的聲音。他們質疑科學，卻承接焦慮；否定醫療，卻兜售希望。最終受傷的，仍是病人與家屬。

迷思四：精神疾病會啟發藝術創作？當「瘋狂」即「天才」的浪漫成為另一種偏見

梵谷、舒曼、納許……我們太習慣用這些名字，來講述「天才與瘋狂只差一線」的故事。但在診間裡，這樣的浪漫想像往往顯得殘酷。對多數患者而言，憂鬱症帶來的不是靈感，而是遲鈍；不是奔放，而是空洞。語言變慢，思緒變重，連原本最熱愛的事物，都逐漸失去重量。

確實有研究顯示，藝術家族群中精神疾病的比例較高；也確實有人能在病中創作。但那並不是因為疾病在「餵養」才華，而是才華在艱難地對抗疾病。精神科醫師、同時也是文學研究者的 Nancy Andreasen 曾說過：

「當大腦不同功能被成功連結，會產生創造力；當連結失敗，則可能成為精神疾病。有時，這兩者會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

將精神疾病浪漫化，看似讚美，其實是否認了患者真實的痛苦。治療的目的，從來不是抹去獨特性，而是讓一個人重新擁有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

迷思五：憂鬱症一輩子都不會好，只能一生吃藥

「是不是一旦確診，就一輩子脫不了身？」這問題，幾乎每位患者都問過。我們活在一個慢性病成為常態的時代。心臟病、糖尿病、癌症、神經退化性疾病——醫學早已不再用「根治或失敗」來理解健康，而是談「長期管理」。

憂鬱症也是如此。復原的意義，不只在於症狀消失，而在於功能回來了：能不能再次工作、再次閱讀、再次和家人坐在一起而感受到快樂和滿足……。有些人需要較長時間的復健，有些人可以逐步停藥。這不是輸贏，而是每個人與疾病互動的節奏不同。請不要在最黑暗的時刻，替未來下判決。憂鬱症不是一條死路，而是一段需要被理解、被陪伴、被專業接住的旅程。

隱形的烙印：汙名化如何殺死一個人

為什麼人們對癌症、心臟病充滿同情，卻對憂鬱症充滿指責？這源於「汙名化及標籤化（Stigmatization）」。

在臺灣，精神疾病常與「危險」、「不穩定」或「意志力薄弱」劃上等號。媒體慣用煽情的手法報導精神病患自傷或傷人的事件，導致社會大眾產生深層的恐懼。然而，正如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展現的，對病患與家屬而言，這種社會性的排擠往往比疾病本身更令他們痛苦。

汙名化會產生「拒醫、懼醫、仇醫」的連鎖反應。當明星、宗教領袖或政治人物利用其影響力，大談「反精神醫療」或「藥物控制人性」等缺乏實證的言論時，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話語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正在考慮求助的患者卻步。

近年來，我們看到一些正向的力量。如 BLACKPINK 的 Rosé 參加 APEC 心理健康論壇、Lady Gaga 公開談論早年創傷與憂鬱，以及臺灣主持界、藝文界的知名人士勇敢揭露就醫歷程。這些「名人效應」對去汙名化的貢獻，有時甚至超過醫師在診間的千言萬語。當社會意識到「連優秀如他們也會生病，且生病後能好起來」時，大眾的接納度才會真正提高。

憂鬱症不是意志的崩塌，而是靈魂在生理迷霧中的一場逆行。當我們願以感冒發燒那般理解大腦的脆弱與病理，科學便化作一盞溫柔的燈。真正的康復，不在於從此與悲傷絕緣，而是即便身處陰影，仍能感知光的存在。憂鬱症並非人生的句點，而是一段需要被看見、被接住、被溫柔對待的旅程。

蘇冠賓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及安南醫院副院長，臺灣憂鬱症研究權威。致力整合醫學與去汙名化，任總統府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本專欄將帶領讀者以腦科學拆解憂鬱迷思，推倒社會偏見高牆。（更多相關文章請見蘇冠賓醫師部落格）

張老師文化：〈憂鬱解鎖〉蘇冠賓專欄

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張老師專欄 2026/09）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9/202609.html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張老師專欄2026/06）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7/blog-post.html

走出情緒迷霧：解構憂鬱症的種種迷思（張老師專欄 2026/03）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4/blog-post.html

藥廠的商業行為與公共衛生的倫理困境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Abbasi K. The drug industry’s crimes and misdemeanours extend far beyond overpricing in the US BMJ 2025; 389 :r1280 doi:10.1136/bmj.r1280

https://www.bmj.com/content/389/bmj.r1280

這篇最新的BMJ文章尖銳批評全球製藥業哄抬藥價及其對公共衛生的負面影響。作者援引英國 NICE 拒絕高價阿茲海默症藥物案例，呼應川普對藥廠的種種指控。文章指出，藥廠不僅誇大效益、隱藏危害，更操縱學術界與醫療系統，造成巨大社會成本。呼籲川普不要只有介入藥廠定價、還要審議藥廠的透明度與社會責任上的「全部罪行與不當行為」，最後期許藥廠能回歸以患者為中心的價值。作為一篇評論文章，其目的在於提出問題和批判，而非全面性的學術分析。文章主要聚焦於製藥業的負面行為，全盤否定藥廠在藥物研發上的巨大投資、風險承擔以及為人類健康帶來的實際貢獻，顯然不夠平衡。部分詞彙如「shameless effort」、「manipulation of science...」、「crimes and misdemeanours 」等，很像川普的語言，這在嚴謹的學術論文中通常會被避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具體解決方案。

The piece disregards the balance of pharms' contributions. Expressions of "shameless effort," "manipulation of science," and "crimes and misdemeanours," resemble the rhetoric of Donald Trump. Mostly, absence of concrete solutions.

本篇評論文章，由 Kamran Abbasi 執筆，尖銳地批判了全球製藥產業當前的運作模式，尤其聚焦於其對藥品定價策略以及對公眾健康責任的態度。文章以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 (NICE) 拒絕推薦兩種新型阿茲海默症藥物 (donanemab 和 lecanemab) 在國民保健署 (NHS) 使用為引子，揭示了藥品效益與成本效益之間的核心衝突。NICE 的決定基於這些藥物的高昂成本未能帶來足夠的臨床效益，這不僅反映了醫療資源有限下的理性分配考量，更凸顯了製藥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與公共衛生目標之間的張力。

Abbasi 指出，藥品價格過高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遠不止於美國的市場。他認為，製藥業的核心驅動力是「進一步增加巨額利潤」，這是一種「無恥的行為，卻被良好的意圖所掩蓋」。這項嚴厲的指控挑戰了藥廠常宣稱的「為人類健康貢獻」的說辭。文章質疑，若藥廠真正以改善公眾健康為首要目標，則應當在全球範圍內大幅降低藥品價格，甚至免費或以極低折扣向貧窮國家提供藥品。 更深層次的批評指向了製藥業操縱科學資訊、誇大藥物效益並隱藏潛在危害的行為。這包括對學術界、病友團體、慈善機構和醫療系統的影響。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科學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也扭曲了醫學知識的傳播，最終可能誤導患者和醫護人員的決策。文章暗示，這種系統性的影響力使得製藥公司得以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規避其應有的社會責任。 儘管文章承認製藥業在某些方面確實帶來了益處，例如推動醫學進步和開發創新藥物，但強調這些益處是以巨大的社會成本為代價的。這種成本不僅體現在高藥價，更體現在對科學誠信、公平醫療資源分配以及公共信任的侵蝕。作者呼籲，如果政治人物（如唐納·川普）真心希望解決製藥業的問題，就應該超越單純的藥價問題，正視其「全部罪行與不當行為」。 總結來說，這篇評論以批判的視角剖析了製藥產業的倫理困境，呼籲其回歸以患者為中心的核心價值。它不僅是對個別藥物定價的批評，更是對整個製藥生態系統的深刻反思，旨在促使產業、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重新審視藥品研發、生產與銷售的道德與社會責任。部分詞彙如「shameless effort」、「manipulation of science...」、「crimes and misdemeanours 」等，很像川普的語言，這在嚴謹的學術論文中通常會被避免。本文最大的問題作者除了期待藥廠自己自律，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解決方案。

勞動不是運動！你以為每天工作運動量很大=不用運動？

Why Hard Labor Won't Make You Healthier Like Exercise Does!

蘇冠賓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 主持人

中醫大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總統府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2025/05/22下午舉行第四次會議，會議主軸是「推動全民運動促進國人健康」，賴清德總統表示，運動應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分。運動部將於九月九日掛牌，行政院會昨配套修正運動產業條例，明定國發基金提撥一定比例投資運動產業，企業贊助重點運動業，引導國發基金與民間資金投資運動產業。教育部表示將提供參與身體活動或運動民眾如動滋券、運動幣等誘因。交通部繼續推動自行車道布建計畫，並和農業部、國發會及地方政府合作，彙整並公開各地步道資訊，建構安全友善的步道路網與步道分級；鼓勵公私協力，打造因地制宜的運動促進措施。

做為委員會的一員，會議中我也提出兩項建議。第一、運動和疾病關係是雙向的。而缺乏運動即是疾病的風險也是疾病後結果；實証也支持運動治療做為多項疾病的治療和康復 (所以衛福部應推動運動處方簽)。第二、醫護人員如何推動全民運動？醫師請病人戒酒，病人會問「醫師有沒有喝？」勞動不是運動，醫院應該重視醫護人員健康生活型態，醫護人員自己運動，鼓勵病人運動的效果才會大。

病患常回應醫師的運動建議，說自己「每天搬運重物、或家務繁重、或在不同院區中或病房間走來走去，運動量很大」！在生物醫學、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科學角度來看，「運動」與「勞動」雖然都涉及身體活動，但兩者在生理、心理與行為層面上存在明顯的差異：

	運動（Exercise）	勞動（Physical Labor）
目標	健康促進、體適能提升	經濟需求、生存需求
能量代謝	有氧/無氧混合，適應性提升	長時間、重複性消耗，可能導致勞損
心理影響	減壓、增強幸福感、提升專注力	可能導致壓力、職業倦怠、低內在動機
神經科學	增加血清素、多巴胺、BDNF	可能增加皮質醇，導致慢性壓力
長期影響	促進健康與長壽	增加職業相關疾病風險

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單純的體力消耗（如勞動）並無法替代運動的健康效益。例如，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工人可能仍需規律運動來促進心血管健康、改善肌肉平衡，並減少因勞動所造成的慢性健康風險。同時，工作環境的心理壓力管理亦是維護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1. 生物醫學觀點：能量消耗與身體適應

• 運動 (Exercise)
  運動是一種計畫性、規律性的身體活動，目的是提升身體健康、心肺功能與體適能。運動通常伴隨適應性生理變化，例如：
• 增強心血管健康（改善心肺耐力、降低血壓）。
• 肌肉適應（肌肥大、力量提升）。
• 促進新陳代謝（如胰島素敏感性增加）。
• 影響中樞神經系統，提高腦內多巴胺、血清素、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BDNF）等，有助於認知與情緒調節。
• 勞動 (Physical Labor) 勞動通常指的是非計畫性、因工作或生存需求而進行的體力活動，如農務、建築、工廠操作等。生理影響可能包含：
• 長時間的高負荷可能導致勞損，如肌肉疲勞、慢性肌肉骨骼疾病。
• 姿勢與動作不均衡，可能造成脊椎、關節壓力增加（如職業性下背痛）。
• 能量消耗不穩定，可能因勞動性質不同而偏向高強度或低強度的活動，缺乏運動的均衡性與恢復機制。

2. 精神醫學觀點：壓力與神經調控

• 運動與心理健康
• 研究顯示規律運動可降低焦慮與憂鬱風險，提升心理彈性（Resilience）。
• 增加大腦內啡肽（Endorphin）、血清素（Serotonin）與多巴胺（Dopamine）等，有助於情緒穩定與動機提升。
• 有助於壓力調節，減少皮質醇（Cortisol）過度釋放，改善睡眠與認知功能。
• 勞動與心理負荷
• 長時間、高強度勞動容易造成職業倦怠（Burnout）、慢性壓力與工作疲勞，這些因素可能增加憂鬱、焦慮、失眠等精神健康風險。
• 重複性工作與低控制感（Low Autonomy）會降低內在動機，增加職場壓力與挫折感。
• 研究顯示，高壓力的體力勞動與認知能力下降、腦部老化加速相關，可能提高失智症風險。

3. 心理學觀點：動機與認知調節

• 運動：內在動機驅動
• 通常是自主選擇，如慢跑、游泳、瑜珈等，帶有明確的目標，如健康促進或比賽表現提升。
• 涉及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與成就感，與心理幸福感（Well-being）正相關。
• 可透過學習與適應，提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與自尊感（Self-esteem）。
• 勞動：外在因素驅動
• 以經濟報酬、生存需求為主要動機，較少內在愉悅感。
• 重複性勞動可能導致心理適應疲勞（Cognitive Fatigue），降低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 低工作滿意度可能造成長期壓力與身心健康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