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9/2026

在世界精神醫學最高殿堂並肩作戰:斯德哥爾摩的WPA 2026

在世界精神醫學最高殿堂並肩作戰:斯德哥爾摩的WPA 2026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班機延誤中。

原本應該已經踏上回台灣的旅程,卻意外多出一段可以沉澱的時間。也好,趁著記憶還熱,整理一下這趟斯德哥爾摩之行。這一週行程很滿,白天是世界精神醫學會 WPA,談都市化、發炎、營養精神醫學、AI、Digital Pandemic 與精準精神醫學;晚上則一頭栽進 Stockholm 的音樂季,七天聽了五場音樂會。空檔裡穿梭舊城、群島、森林與那座鑿進花崗岩裡的地下交通迷宮。回頭看,真正留下來的,不只是某一場演講、某一座建築或某一首曲子,而是幾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朋友、信任、聲音、台灣,以及人在巨大世界裡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秋節快樂 (Glad midhöstfest på Kungliga Operan i Stockholm för WPA!)

一、在世界精神醫學最高殿堂並肩作戰

這次跟著王仁邦理事長、高淑芬教授、林式穀教授與台灣精神醫學會夥伴來到斯德哥爾摩,除了參加 WPA,也肩負著爭取 WPA 2028 在台北舉行的任務。真正到了現場,更能體會一場國際會議背後有多少看不見的工作。出發前大家已投入大量準備,高淑芬教授為經費、協調與各種細節四處奔走;王仁邦理事長一路爭取國際支持,偏偏航班又嚴重延誤,整段行程折騰超過二十四小時,幾乎一下飛機,連時差都沒有機會調整,就立刻投入高強度拜會與協調。那個畫面令人敬佩,也讓人心疼。不是為了個人名聲,而是一群人很單純地想把台灣往國際舞台更前面推一點。

到了會場,我們並不孤單,幾位多年的國際好友也在關鍵時刻給了台灣很大的支持。即將接任 WPA 會長的德國教授 Thomas Schulze、多年老友且現任 APA 美國精神醫學會主席 Mark Rapaport,以及 Harvard MGH Depression Center 主任 David Mischoulon,都在這趟行程中給了我許多鼓勵。在 Taiwan Night 中,葉非比大使親臨現場給予最溫暖堅定的聲援,身處台灣在國際參與上經常面臨各種現實限制的環境,每一次看到國際友人願意站出來、願意公開支持,感受都特別深。能夠在 WPA 這樣的舞台上,不只是被看見,而且逐漸擁有可以發聲、可以提出議題、甚至能影響方向的位置,非常不容易。這一路靠的從來不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代人的累積、很多同仁的付出,以及很多真心朋友之間長久建立的信任。

二、餐桌上的老友聚會:從日常生活到未來願景

會議前一晚特別溫暖,好友 David 和夫人 Ali 貼心臨時安排了一場晚餐,讓我和 Mark Rappaport 以及夫人 Jacqueline 能夠輕鬆坐下來聊聊。餐桌上的話題很自然,從上次見面後的美國局勢、台灣這幾年的變化,聊到滑雪、旅行與度假經驗,也談起 APA、DSM 與精神醫學未來可能的方向。沒有正式會議的拘謹,反而更像多年朋友彼此交換近況、分享想法,也互相支持正在努力的事情 (我是一邊吃飯才一邊知道 Mark 現在已經是 APA 主席了 )。

當然,我也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和 Mark 分享台灣希望爭取 WPA 2028 主辦的努力與期待,也誠懇邀請他的支持,將 Nutritional Psychiatry 正式變為 WPA 的一個 Section。結果促成隔天下午,在 Victoria Hall 開幕前短短的時間,我和幾位好友一起與 WPA Secretary for Scientific Sections Armen Soghoyan 見面,直接討論 Nutritional Psychiatry 的 proposal。這件事原本只是自己一路醞釀的想法,但當朋友們知道後,一個一個主動加入,有人剛結束 workshop 就趕過來,有人幫忙補充論點,有人直接表達支持。

這種感受很深,國際合作很多時候不只是舞台上的演講或正式會議、或是一份正式文件開始,而是從朋友之間長期累積的信任開始。也正因如此,在台灣國際參與經常面臨限制的現實中,每一次有人願意站出來替台灣發聲,都讓人特別感動。能夠在 WPA 這樣的舞台上,不只是被看見,而是逐漸有能力提出議題、建立合作、甚至影響方向,真的非常不容易。這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成果,而是很多前輩、同仁與朋友一點一點累積出來的。

三、藏在岩層裡的地下美術館:斯德哥爾摩的地鐵與地道

Four levels down... Stockholm 另一個讓我每天都忍不住觀察的,是它的地下交通。第一次轉車時,我問站務人員月台怎麼走,他很平靜地回答:「Four levels down...」結果真的一路往下。長長的電扶梯像深入礦坑,轉個彎又是一條岩洞,再走一段,又出現另一個巨大月台。

斯德哥爾摩的地下交通像是鑿穿磐石的地底迷宮。地鐵(T-Bana)、通勤鐵路(Pendeltåg)與連通道在城市底下交錯延伸,月台忽高忽低,電扶梯像深井般把人送入另一層空間。轉乘時像在一座座花崗岩洞內的獨立腔室中穿梭。

「藏在岩層裡的地下美術館」最迷人的地方,是瑞典人沒有把這些空間全部用水泥包起來,粗獷裸露的原始岩壁被大膽地保留,並與馬賽克拼貼、前衛雕塑與壁畫完美交融;錯綜複雜的月台與深邃的電扶梯在岩層間向上向下交錯延伸,讓每一次的轉乘都像是在一條流動的當代藝術長廊中穿梭,探索一個接著一個巨型地下藝廊:裸露岩壁、雕塑、壁畫、燈光、色彩與裝置藝術被直接嵌入車站空間,讓每一次上樓、下樓、轉彎,都像進入不同的展間。有幾次真的繞到方向感盡失,反而覺得這不是轉車,而是在探險。

四、在WPA的學術交會:從 Digital Pandemic 到 Nutritional Psychiatry

這次在 WPA,我自己有兩個主要報告,一個從 urbanization-amplified evolutionary mismatch 出發,討論都市化如何放大青少年在數位環境中的神經生物學脆弱性,並進一步形成 algorithmic pathogenesis:演算法藉由情緒放大、filter bubble、社會比較、成癮性設計與睡眠破壞,讓原本只是工具的數位環境,逐漸成為心理病理生成與傳播的一部分;另一個則進一步提出 Digital Precision Psychiatry,希望把 digital phenotyping、wearable sensing、JITAI、LLM-assisted care 與 algorithmic responsibility 整合起來,讓精神醫療從被動、間歇式的疾病處理,轉向持續、個人化而且可以及早介入的預防與治療。 

除了自己的報告,這幾天也特別珍惜和 Angelos Halaris、David Mischoulon、Sabrina 等老朋友的互動,大家一邊交換免疫精神醫學、營養、發炎與臨床轉譯的最新進展,也一起幫忙推動我這次最在意的一件事:爭取讓 Nutritional Psychiatry 在 WPA 成為正式的未來主題小組/Section。學生 Quang 也有一場非常精彩的報告,從 omega-3 fatty acids、short-chain fatty acids 與 gut–brain axis 切入,討論 depression 中腸腦溝通失衡,以及未來 microbiome-targeted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的可能性;另外,來自 Uppsala University 的 Janet Cunningham 也和我仔細討論我們即將在 Lancet Psychiatry 發表的兩篇 CSF 合作論文,讓這趟會議不只是發表成果,也真正成為下一階段研究合作的起點。

回頭看,WPA 最珍貴的地方從來不只是一場接一場的演講,而是不同研究路徑在同一個空間裡彼此碰撞、交會,再長出新的方向。對我而言,這次從 Digital Pandemic、Nutritional Psychiatry、gut–brain axis 到 CSF biomarker 的討論,看似分散,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精神醫學正在從單一疾病、單一器官與單一治療的框架,走向更整合、更精準,也更貼近真實人的系統性醫學。

五、靈魂的五重奏:斯德哥爾摩的五場音樂會與心靈對話

既然班機延誤了,我就再來寫一下音樂會!

WPA 2026 適逢斯德哥爾摩音樂季(Stockholm Music Festival)上場,有幸在七天內聆聽了五場音樂會:白天談大腦、發炎、營養、都市化數位疫情(Urbanization-amplified Digital Pandemic)與精準精神醫學(Precision Psychiatry),晚上則透過聲音、身體、神話、慾望、創傷與狂喜,再一次思考人類究竟如何感受、失衡、復原與超越。

第一場|Berwaldhallen

演出曲目包含 Ravel 的《Alborada del gracioso》、Sibelius 的《Luonnotar》、Unsuk Chin 的《Piano Concerto》、George Benjamin 的《Lessons in Love and Violence》選段,再以 Ravel 的《Rapsodie espagnole》收尾。真正令人震撼的是 Barbara Hannigan。她不是站在舞台上「唱」Sibelius 的《Luonnotar》,聲音只是其中一部分;眼神、臉部肌肉、呼吸、肩頸、手勢,甚至身體重心的改變,都跟著音樂一起進入角色。更難得的是,George Benjamin 親自指揮自己的作品,不是「別人如何理解 Benjamin」,而是 Benjamin 親自告訴我們,他心中的聲響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最後一首由當代作曲家 Unsuk Chin 親臨現場致意!

第二場|Berwaldhallen

第二晚更為親密(Intimate),也更極端。Messiaen、George Benjamin、Scriabin、John Zorn 被放在同一晚,尤其 John Zorn 的作品,Hannigan 把「傳統女高音」的概念全部都顛覆了。她的演出更像聲音劇場:尖銳、呼喊、氣音、肢體、節奏、表情,全身都在參與。這場讓我更清楚看見 Hannigan 為什麼如此特殊——身體、聲音、情緒、角色與音樂結構同時發生,這幾乎就是一堂不用 PowerPoint 的 mind-body interface 課程(我很不應該地側錄了一小段)。

第三場|Royal Swedish Opera

Puccini 的《Tosca》把前兩晚較抽象的神話與聲響世界拉回到人的情感。Puccini 最厲害的是,他並沒有用深奧的心理學分析人物,而是讓音樂直接成為人物的內在世界。


第四場|Konserthuset

這場 Royal Stockholm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的曲目跨度非常大:Alfvén 的《The Mountain King》、Tchaikovsky 的《Violin Concerto》、Anna Thorvaldsdóttir 的《Metacosmos》、Scriabin 的《Le poème de l'extase》。整場演出像是一條精神演化線:大自然(Nature)到情感(Emotion)、再到宇宙(Cosmos)與狂喜(Ecstasy)。Thorvaldsdóttir 的《Metacosmos》尤其有趣,那不是「旋律」主導的作品,而像重力、空間、密度在移動,人在其中失去傳統音樂的方向感。這跟我這次在會中報告的數位大流行(Digital Pandemic)、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演算法和數位環境很相似:我們以為自己仍然掌握方向,但其實身處一個由看不見的力量塑造注意力、情緒和行為的病理性環境。

第五場|Grünewald Hall

三個人的呼吸。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 Bach、Watras、Dvořák 的作品串成一場室內樂午間音樂會。

這一週我正在 WPA 談的是都市化放大效應下的演化不匹配(Urbanization-amplified evolutionary mismatch)、數位大流行(Digital Pandemic)以及演算法發病機制(Algorithmic pathogenesis)。將這五場音樂會放在一起,正好在斯德哥爾摩看到音樂的激烈演化!瑞典人好像特別喜歡這些無調性、和弦不會解決的音樂,這和他們強調生活和心靈和諧、長年維持全球最高快樂指數之一的社會現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與對話。

結語

回頭看這趟 Stockholm,除了會議與音樂,腦海裡還有一些很生活的畫面:群島船上的海風和彩虹、Vaxholm 與 Grinda 的港口與岩岸、Tyresta 13 公里的森林健行。

旅行最有趣的地方,大概就是這些片段會和正式行程混在一起。白天談精神醫學,晚上聽音樂,空檔走進森林、搭船看海,再回到會場和老朋友碰面。最後記得的,往往不是最完整的議程,而是那些突然出現的風景、朋友的一句話,還有旅途中很小卻很真實的快樂。

Stockholm 島嶼很多、地下很深、森林很長,但這一趟走下來,反而覺得世界沒有那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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