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張老師專欄 2026/09）

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營養精神醫學如何重塑憂鬱症的治療模式？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當憂鬱如一場牽涉神經發炎、免疫失衡與代謝異常的體內風暴，
單一治療往往難以開啟那扇有著十道鎖的門。
從二十五年的魚油研究，到科學走出論文、進入臨床，
營養精神醫學正逐步擴充醫師手中的工具箱，
尋找更安全、更多元且更整合的治療路徑。

很多人走進我的診間，在訴說完長期困擾的心情與失眠後，總會帶點猶豫地問我：「蘇醫師，除了吃藥，還有沒有別的希望？」

每當聽到這個問題，我總會停頓一下。這短短的幾秒鐘裡，我看見的不僅是一個個深陷憂鬱泥淖的身影，更看見他們對傳統治療效果未如預期的無力感。作為長期投入憂鬱症研究的學者，我深知藥物在穩定急性症狀的必要性，但我也看見了傳統治療的極限。

二十五年前，當我剛開始研究Omega-3脂肪酸（俗稱魚油）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一種存在於餐桌上的營養素，竟可能成為改變大腦、影響情緒的關鍵。今天，營養精神醫學（Nutritional Psychiatry）已從當年的「另類實驗」，演變為精神醫學最令人振奮的主流領域。而這一路走來，支撐我們度過無數個數據堆疊夜晚的動力，從來不是魚油本身，而是那份「想讓病人少受一點苦」的初衷。

憂鬱症：為什麼治療至今仍然如此困難？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憂鬱症是導致人類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常將它簡化為「大腦血清素不足」，並認為只要補充藥物，就像補充缺少的燃料，情緒便能恢復正常。

然而，現實遠比理論更為複雜。全球最具指標性的STAR*D研究早已揭示了一個事實：即便接受完整且標準化的藥物治療，仍有相當高比例的患者無法達到完全緩解。更令人遺憾的是，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副作用的折磨、對藥物的恐懼，以及對「長期吃藥」的標籤感，使得許多患者在治療初期就選擇中斷。

憂鬱症是一場牽涉神經發炎、免疫失衡、腸道菌相改變、代謝異常，以及與慢性生活壓力緊密連結的體內風暴。當我們將治療局限於單一機制，便如同只用一把鑰匙去開一扇有著十道鎖的門。這也是為什麼，我必須投身於營養精神醫學的領域——我們需要的不是放棄傳統醫療，而是擴充我們手中的工具箱，尋找更安全、更整合的治療路徑。

二十五年的魚油研究：從懷疑到實證

這段旅程，並非起於對自然療法的盲目崇拜，而是源於科學家的謹慎懷疑。

當時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魚類攝取量較高的國家，憂鬱症盛行率似乎較低。作為科學家，我必須問：「這只是巧合嗎？」2003年，我們團隊發表了世界上魚油治療憂鬱症的前驅論文，利用最嚴格的「雙盲、安慰劑對照」隨機分配試驗，來證實Omega-3脂肪酸的抗憂鬱效果。

此後二十多年，我們陸續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一系列研究。我們發現，並非所有魚油都具備抗憂鬱效果；真正關鍵的，是「EPA（二十碳五烯酸）」這項成分。2012年，我們與國際學者發表的統合分析證實，富含EPA的配方遠比單純的DHA配方更具抗憂鬱潛力。這項發現不僅是學術上的突破，更為國際臨床指引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實證基礎。

轉譯（Translational）：讓科學走進床邊

醫學研究若只留在論文裡，那只是紙上的數字。所謂「轉譯醫學」，就是將實驗室的證據「搬」到臨床病房。

這些年來，我們深入探討了特定族群，例如：懷孕與產後的憂鬱症婦女、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疼痛合併憂鬱，以及因慢性發炎而誘發憂鬱的患者。我們發現，對於那些對傳統藥物耐受性較差，或有明顯發炎指標的病人，EPA展現了極佳的風險效益比。

這正是「精準精神醫學」的初衷。醫師不再只是機械式開藥，而是開始問：「這一位病人，是否更適合從調整發炎狀態著手？」這是一種尊重每位病人生理特殊性的治療方式。

實施（Implementation）：彌合研究與真實世界的鴻溝

然而，即使擁有扎實的研究證據，也不代表就能改變臨床現況，這也正是「實施科學」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根據統計，一項新發現從實驗室到被廣泛採用，平均需要十七年。在臺灣，儘管魚油的市場熱度極高，但在精神科診間內將其作為正規治療指引的一部分，仍面臨許多阻礙：臨床醫師對營養學知識的陌生，甚至是對「非藥物療法」的刻板偏見。

為了打破這道鴻溝，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建立跨領域團隊。我們推動營養師進入身心照護團隊，舉辦臨床繼續教育，讓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與營養師能以「同一個戰線」的角度，為病人設計整合性的治療計畫。我們強調的不是「反對藥物」，而是「如何在治療中正確納入具有醫學證據的支持」。

推動營養精神醫學：ISNPR、TSNPR與官方期刊

隨著研究的累積，我們不滿足於單打獨鬥。十多年前，我參與創立國際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ISNPR），並在臺灣推動成立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SNPR）。

這不僅是為了交流學術成果，更是為了建立一套具備「公信力」的標準。我們不希望坊間流傳的不實廣告與商業行銷利用病患的無助，販售未經驗證的產品。因此，我們制定臨床指引、定義劑量標準，將營養精神醫學從邊緣學科推向主流醫學。

2026年，我更榮幸能擔任ISNPR國際官方期刊《Nutritional Psychiatry》的創刊總編輯。這本期刊的誕生，象徵著一個里程碑：營養飲食作為精神健康的基石，終於在醫學界取得了不可撼動的學術地位。我們連結了亞洲與西方的智慧，結合傳統飲食文化與分子醫學研究，為全球精神健康開創了新典範。

重新思考輕度憂鬱症的第一線治療：EPA的倫理與科學角色

隨著實證醫學的深化，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一個關鍵問題：對於輕度憂鬱症，抗憂鬱藥物真的是唯一的首選嗎？

根據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中心（NICE）的最新治療指引，已明確建議不要將抗憂鬱藥物作為輕度憂鬱症的常規第一線治療。這並非否定藥物的價值，而是基於科學證據的嚴謹反思：在臨床試驗中，抗憂鬱藥物與安慰劑在輕度憂鬱症患者身上的療效差異並不明顯。然而，基於倫理考量，醫師不可能給病人開立安慰劑；但若因此強行將所有輕症病患推向長期用藥，不僅存在醫學爭議，也讓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副作用。

在此情境下，我開始在學術界倡議：以高純度EPA作為「跳脫框架」的選擇。臨床證據顯示，在高濃度、高品質的EPA輔助下，患者能以更安全、副作用更低且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調節神經發炎與腦部代謝，並有機會成為具潛力的第一線抗憂鬱療法。透過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讓醫師在處理輕度憂鬱症時，能擁有一種更符合倫理且具實證支持的治療策略。

回到病人本身：讓希望在世界各個角落萌芽

「如果回到最初，您希望改變什麼？」有人問我。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這一切能發生得早一點。」

推動營養精神醫學這些年，我最深刻的體悟是：科學的終點不在論文，而在於能否真正進入病人的生活。

最近，一位從矽谷回臺的工程師與我分享，他在美國接受憂鬱症治療時，醫師便是根據我過去發表的指引，建議他使用特定配方的高濃度EPA作為輔助療法，並給予精確的劑量指導。無獨有偶，上個月我在紐奧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亦有一位科學家提到他在臨床上受益於此類治療的經驗。

作為這項研究的發起者，能看見自己的研究成果跨越國界，在不同的診間內轉譯為改變病情的關鍵叮囑，這份欣慰勝過一切榮譽。這提醒了我，推動營養精神醫學的初心始終不變──那便是透過科學，讓醫師手中的工具更多元、更精準，並讓每一位在幽暗中掙扎的病人，能多一份安心與希望。

參考資料：

1. 營養醫學成為精神醫學的主流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5/02/blog-post.html
2. 突破傳統：營養醫學如何重塑憂鬱症的治療模式：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5/03/blog-post.html
3. 跳脫框架思考輕度憂鬱症的一線治療：Nutraceuticals 的潛力和角色：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5/01/nutraceuticals.html
4. 如何分辨「健康食品和自費治療」過度行銷之不實廣告：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6/12/blog-post_24.html
5. 臺灣的身心疾病治療，絕不能缺少整合性的模式：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5/10/blog-post.html
6. 天然的抗鬱物質 EPA (Eicosapentaenoic Acid) 之臨床應用指引：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9/08/natureantidepressant.html

蘇冠賓

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及安南醫院副院長，臺灣憂鬱症研究權威。致力於整合醫學與去汙名化，並擔任總統府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本專欄將帶領讀者以腦科學拆解憂鬱迷思，推倒社會偏見高牆。（更多相關文章請見蘇冠賓醫師部落格 https://cobolsu.blogspot.com/）

張老師文化：〈憂鬱解鎖〉蘇冠賓專欄

從餐桌到診間的革命（張老師專欄 2026/09）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9/202609.html

當演化遇上數位時代（張老師專欄2026/06）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7/blog-post.html

走出情緒迷霧：解構憂鬱症的種種迷思（張老師專欄 2026/03）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6/04/blog-post.html

健檢不是怕死！從健保結構看台灣「不健康餘命」偏高的制度困境

為什麼台灣醫師不重視健檢？問題不在醫師，而在制度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維護健康靠自己！不是醫師、更不是健保的責任！

專科醫師就算長期幫你照顧慢性病，也不能確保你的健康

為什麼台灣醫師很少鼓勵病人健康促進？很少鼓勵病人規律常規健檢？

為什麼連醫師也沒有健康促進的習慣？也不願意規律健檢？

台灣健保制度非常擅長處理疾病，卻沒有足夠誘因與時間去經營預防醫學

一、台灣醫療制度是「看病制度」，不是「守護健康制度」

台灣健保的強項是可近性高、費用低、就醫方便；但它的基本運作邏輯長期偏向「生病後就醫」。過去健保醫療服務多以論量計酬（fee-for-service）為主，也就是門診量、檢查量、處置量、開藥量會影響醫療院所收入。這種制度自然會鼓勵「看更多病人、處理更多疾病」，但較少獎勵醫師花時間做風險溝通、生活型態介入、長期追蹤與疾病預防。台灣醫學會過去也明確指出，論量計酬會使醫療內容偏向疾病治療與控制，缺乏促使院所投入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的誘因。

換句話說，健保支付「已經生病的人」，但比較不會支付「讓人不要生病」。

二、沒有強制轉診，醫師很難建立「責任人口」

在絕大部分推動全民健保的國家，家庭醫師或基層醫師會負責一群固定民眾的長期健康管理。醫師知道這個人是「我的病人」，會追蹤血壓、血糖、血脂、癌症篩檢、疫苗、生活型態與慢性病風險。

台灣雖然法規上也曾朝家庭責任醫師與論人計酬方向設計，全民健康保險法也提到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與提升醫療品質，應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且原則上採論人計酬；但在實際醫療文化中，民眾仍高度自由就醫，沒有穩定的 gatekeeping。

結果是：病人今天看 A 診所，明天去 B 醫院，後天又到醫學中心。每位醫師都只看到片段，很少有人真正被制度授權、被誘因支持、也被時間保護，去負責這個人的「整體健康軌跡」。

三、常規健康檢查的健保給付與臨床價值不成比例

國健署確實有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目前提供 30–39 歲每 5 年 1 次、40–64 歲每 3 年 1 次、65 歲以上每年 1 次；內容包括健康行為調查、身體檢查、抽血、尿液檢查與衛教諮詢，目標是早期發現血壓、血糖、血脂、腎功能、肝功能與 BMI 等問題。

但問題是，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抽血本身，而是解釋數據、判斷風險、說服改變、安排追蹤、整合用藥與生活型態。這些工作耗時、費心、需要醫病信任，卻常常不如一般門診、檢查、處置來得有明確報酬。即使 114 年成人預防保健給付金額從每案 520 元調升至 880 元，這仍很難完全支撐高品質、個人化、長期追蹤型的預防醫學服務。

所以很多院所會把健檢做成「流程」，而不是做成真正的「健康管理」。

四、醫師太忙，沒有時間做低密度、高價值的預防談話

台灣門診常見的現實是：病人量大、看診時間短、行政文書多、評鑑與申報壓力高。常規健康檢查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五件事：檢查前的風險分層、檢查後的結果解釋、異常值的追蹤、生活型態改變、長期關係建立。

但這五件事都不是「三分鐘看診」容易完成的工作。醫師若在高診量門診裡認真談體重、飲食、睡眠、運動、酒精、吸菸、壓力、家族史與癌症篩檢，常常會立刻造成候診時間爆炸。

所以制度表面上說預防很重要，但日常工作流程卻不允許醫師真的花時間預防。

五、健檢不是怕死的人才做；是珍惜生活的人減少受苦、減少拖累家人、減少消耗社會資源而做

很多人害怕健檢，甚至說「該來就讓它來，看破生死」。但從醫學角度來看，這不是豁達，而是把可以早期處理的問題，拖到最痛苦、最昂貴、最失能的階段。

許多疾病早期沒有症狀，例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腎功能惡化、肝癌、大腸癌、胰臟癌、肺癌、肝癌和部分癌症。等到中風、心肌梗塞、洗腎、血便、劇痛或體重快速下降時，治療往往已經困難許多。更不要說現在常常報導身體強壯、注重養生的高壓人士猝死的新聞。

健檢不是為了嚇自己，而是為了提早發現風險。早期發現，可以用比較簡單、有效、保有功能和生活品質、減輕家人的照顧負擔的方式治療。台灣人的平均壽命變長，但很多人最後多年是在慢性病、失能、疼痛、住院和依賴照顧中度過，這就是「不健康餘命」偏長的問題。

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不健康平均餘命女性為8.21年、男性為6.71年 (2022年)。換句話說，許多人生命最後將近7到8年，不是在真正健康、自由、有功能的狀態中度過。台灣人不健康餘命的時間遠遠超過歐美，例如英國女王去世之前仍然在享受生活，騎馬種樹，去世之前只入院三天。

健檢不是怕死，而是為了把人生留給生活，不是留給病床、急診、洗腎和看護。

六、健檢市場和健保臨床被切成兩個世界

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自費健檢很蓬勃，但健保門診裡的預防醫學不強。高階健檢中心重視流程、設備、套餐、影像、腫瘤標記、VIP 服務；但第一線健保醫師未必能取得完整健檢資料，也未必有時間做後續整合。於是健檢常常變成「一次性消費」，而不是「連續性照護」。

這造成一種斷裂：

• 檢查在健檢中心完成，風險卻回到門診處理；
• 數據很多，整合不足；
• 異常很多，追蹤不一定完整。

七、醫學教育也長期偏重診斷與治療，較少訓練健康管理

另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是：臨床醫師本身，常常就是最不重視身心保健的一群人。 在高壓、長工時、高責任、輪班與大量病人需求之下，醫師習慣把病人和家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卻很少真正照顧自己的睡眠、飲食、運動、壓力與心理狀態。久而久之，醫師容易把疲累、失眠、焦慮、過勞，甚至身心耗竭，視為專業工作的「正常代價」。

這也和醫學教育有關。醫學生與住院醫師訓練中，最被重視的是診斷、急重症處理、用藥、手術、檢查判讀與疾病治療；但對於健康生活型態、運動、營養、壓力調適、自我照顧、預防醫學、行為改變、動機式晤談，以及如何陪伴病人長期維持健康，訓練仍然相對不足。

醫師很容易形成一種專業慣性：「病已經出現了，我來處理」勝過 「病還沒出現，我陪你降低風險」。

這不是醫師不懂健康，而是整個醫學訓練與醫療制度，長期把「治病」放在「守健康」之前。當醫師自己都缺乏被制度支持的健康生活型態與自我照顧文化時，要期待醫療體系真正重視常規健檢與預防醫學，自然更加困難。

八、預防醫學的成果太慢，不容易被看見

醫師治療肺炎、開刀、處理心肌梗塞、改善憂鬱症，成效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被看見。但健康檢查與預防醫學的成功，常常是「某件壞事沒有發生」。沒有中風、沒有洗腎、沒有心肌梗塞、沒有糖尿病惡化、沒有晚期癌症，這些都是巨大成功，但不容易在健保申報、醫院績效、病人感謝或醫師成就感中被立即呈現。因此，預防醫學在道德上很崇高，在制度上卻常常很吃虧。

九、真正問題不是醫師不重視，而是制度沒有讓醫師「值得重視」

所以我會把答案說得更精準一點：台灣醫師不是不知道常規健康檢查重要，而是在沒有轉診守門、沒有責任人口、論量計酬為主、門診時間壓縮、健檢與照護斷裂的制度下，預防醫學很難成為醫師日常工作的核心。

要改變這件事，不能只呼籲醫師「要重視健檢」。真正需要的是制度設計：

一、建立真正的家庭責任醫師或健康管理團隊。
二、讓醫師對固定人口的健康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門診量負責。
三、提高預防諮詢、風險管理、慢病早期介入的給付。
四、把健檢資料、健康存摺、醫療院所資訊整合起來。
五、讓護理師、營養師、心理師、藥師、個管師共同參與健康管理。
六、把「追蹤紅字」列為品質指標，而不是只統計做了幾件檢查。
七、讓醫院績效不只看量，也看早期發現、風險下降與病人長期健康結果。

保健品沒有專利，該如何投資研發？台灣營養精神醫學走向國際性的產學合作模式

保健品沒有專利，該如何投資研發？台灣營養精神醫學走向國際性的產學合作模式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最近，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問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正積極推動營養精神醫學（Nutritional Psychiatry）的臨床應用，但對企業界而言，優質生技公司與藥廠若投入研發與臨床試驗，往往缺乏專利保護，難以防止市場上的劣幣逐良幣！這會不會讓產業缺乏投資誘因？

這確實是全球天然藥物與精準營養領域共同面臨的瓶頸。針對這個難題，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在營養精神醫學發展的寶貴經驗，正好能提供一個可行的破解之道：。

一、 連結國際權威，建立學會的專業代表性

解決市場信任問題的核心，在於建立高度專業且具國際代表性的學會。以台灣為例，我們直接與「國際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ISNPR）」對接，在台灣成立分會「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TSNPR）」，廣邀國內頂尖專業人士與學者積極參與，並每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積極爭取並擔任 ISNPR 副會長及國際期刊主編，讓台灣的研發量能與國際標準無縫接軌。

二、 專家委員會作為後盾，嚴選優質產業夥伴

以學會為核心，透過理監事與專家委員會作為專業後盾，能吸引最具研發實力與品質理想的廠商合作。學會一方面辦理專業教育訓練，推動醫療大眾對營養精神醫學的科學認知；另一方面，也為臨床醫師與醫護人員把關，提供具有臨床實證與藥品級品質的保健產品，讓專業人員能安心推薦給有需要的患者。

三、 以「專業認同」打敗「低價劣質競爭」

即使天然產品缺乏強大的專利壁壘，只要醫療專業人員高度認同權威學會與優質產業的結合，並基於科學證據進行臨床推薦，產品自然能建立起堅固的品牌信任度。這種「專業信任屏障」不僅能有效抵抗劣質產品的低價惡性競爭，更會反過來驅動產業界投入更多資源進行臨床試驗與持續研發，形成良性循環。

推動臨床進步與產業升級的關鍵，在於學會與優質廠商之間建立深厚的良性合作，或是推動研發型企業與學術研究單位深度串聯，進行研發跟臨床試驗…。

總歸來說，學會必須具有權威代表性，並獲得醫師與醫療團隊的實質認同。來自醫療專業的肯定與信任，就是打敗「低價促銷、惡性競爭」最強大的防線，更是引領整個營養精神醫學產業不斷往前進步的核心動力。

《我不是想離職 只是不想被燃燒殆盡》推薦序

在黑暗中保有完整：從不斷「撐住」到真正「穩住」的心理轉變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作為精神醫學、神經科學與數位醫學領域的研究者，我長期投入「調和內在交響樂團」的整合觀點，探討壓力、發炎、飲食、晝夜節律與數位化如何共同形塑現代人的心理健康。當我閱讀郭約瑟醫師的新作《我不是想離職 只是不想被燃燒殆盡》時，內心深感共鳴與激動。這不僅是一本實務導向的心理自助經典，更是一部幫助高功能工作者在高壓環境中「保有完整自我」的成熟之作。

郭醫師最令人激賞的洞見，在於他直指現代職場的核心困境：「真正讓人耗盡的，往往不是壓力，而是長期沒有界線的承擔。」他提出「有些東西，會跟著你一起走」的警語，深刻提醒讀者：離職、轉職或短暫休息，常無法真正解決倦怠，因為未經校準的責任模式與界線模糊，會繼續在新環境中重演。這段論述特別擊中許多高功能工作者，他們習慣「暫時撐住」，卻忽略真正的心理穩定來自「強化結構，而不是來自撐得住」。

全書最獨特的貢獻，無疑是「三層心理防火牆」模型與其配套的三項核心技巧—心理交還、心理涵容、價值澄清。郭醫師精闢指出，修復必須「按部就班」：先透過心理交還，把不屬於自己的責任在內在層面歸還原位，停止代勞他人的焦慮；再以心理涵容為被觸動的情緒保留暫存與消化的空間，「不急著壓制，也不急著行動」。情緒是訊號而非問題，忽略情緒的訊號而任其渲染，持續讓那些不屬於你的責任與焦慮佔據你，才會形成真正的問題。唯有把情緒的歸屬還回去，內在的涵容空間才會真正打開。這個順序非常像我形容的「內在交響樂團」：先把失控的聲部分流、降噪、調準，才有可能重新協調；否則你只是用更大的力氣去「撐住」，最後只會更快耗竭。

我也很喜歡作者的成熟提醒：「真正成熟的心理防火牆，不只是幫助你站穩，而是讓你有能力，選擇何時離開。」我常提醒憂鬱焦慮的病人，不要在病情不穩定時做重大決定，以免造成未來後悔要用加倍心力去彌補。因為那時候的決定，常帶著「同歸於盡」的情緒本能；你以為是解脫，其實是把未來的自己也一起推下去。郭醫師的寫法更精準：「不要在最黑暗的時刻替未來下判決。」先把責任交還、把情緒安放，讓你不是在崩潰時逃跑，而是在清醒時轉身。

當然，如果要我略帶自責地吹毛求疵—我會說：這本書已經很完整，但若能更進一步把「心理能量」與現代神經科學、整合醫學的雙向調節接起來，會更無懈可擊。因為有些人不是「心理失守」才出現腸胃不適、慢性發炎或中樞敏感化；反過來，這些生理異常也會削弱涵容能力，讓人更難穩住。若能補上一段更清楚的「生物—心理—社會」互動模型，提醒讀者在某些心身模糊地帶需要搭配精準醫療、藥理或營養介入，就能避免落入「萬病皆由心生」的誤解。 此外，「心理能量」作為核心概念，雖為清晰易懂且極具實務價值，但若能把心理能量對應到可測量的數位表徵（睡眠品質、心率變異HRV、活動節律、數位足跡或中樞敏感化）等「雙向調節」機制，必能讓這套防火牆更像一座能監測、能維修的系統，而不只是漂亮的隱喻。

最後，我想用我常講的「奶茶比喻」作結：為什麼奶茶會灑出來？不是因為有人撞到你，而是因為杯子裡本來就裝著奶茶。人生撞擊我們時，內在的東西會顯露出來。《心理防火牆》幫我們做的，不只是避免被撞倒，而是把杯子裡重新裝回——幽默感、涵容、智慧與美德；讓你在被撞擊時，灑出的不再是自責與耗竭，而是一個更完整、更能全身而退的自己。

蘇冠賓醫師現任中國醫藥大學教授及安南醫院副院長，臺灣憂鬱症研究權威。致力整合醫學與去汙名化，任總統府健康臺灣推動委員。自許以腦科學拆解憂鬱迷思，推倒社會偏見高牆。（更多相關文章請見蘇冠賓醫師部落格：https://cobolsu.blogspot.com/）

學術誠信的重塑與界線：解析 JAMA《醫學出版中作者使用人工智慧之更新指南》

醫學論文的人機協作：JAMA 重新劃定人類作者的責任邊界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JAMA更新指南表明，AI可以作為輔助工具，但絕不能取代人類的學術思考與責任。作者對稿件內容負有最終且完全的責任。未誠實揭露者將面臨退稿或出版後處罰。此指南為數位時代下的醫學出版誠信樹立了明確的規範標竿。  

Generative AI 與 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快速進入醫學研究與科學出版，學術界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應不應該使用 AI」，而是如何在提升效率的同時，維持科學的 accuracy、integrity、transparency 與 accountability。JAMA 於 2026 年公布更新版 AI 使用規範，正反映醫學出版從「是否接受 AI」進一步走向「依使用目的進行風險分層管理」的新階段。

許多作者因擔心審查偏見或對政策不理解，選擇隱瞞 AI 的使用。為捍衛科學紀錄的可靠性，JAMA 及 JAMA Network 期刊發布了最新版的 AI 使用指南，明確劃定允許（Permissible）與禁止（Prohibited）的界線，並重申透明度（Transparency）與作者責任（Accountability）的核心價值。  

JAMA 並未全面排斥 AI。AI 可以正式納入 research、literature search、manuscript preparation、translation，以及 research data 的 graphic visualization；但原則是必須適當揭露，作者亦必須確認所有內容的正確性並承擔最終責任。單純 grammar 或 spelling check 則不需揭露。換言之，AI 可以成為工具，卻不能成為責任主體。

AI 應用的嚴格禁區 (Prohibited Domains)

指南針對幾項高風險的 AI 應用進行了明確限制。首先，不建議使用 AI 生成或管理參考文獻。因為 LLMs 極易產生看似真實但實際不存在的「虛構引文（Hallucinated references）」，作者必須改用標準引文管理軟體並人工逐一核對。其次，禁止使用 AI 撰寫觀點類（Opinion）、給編輯的信（Letters）及評論文章。編輯部指出，這類文章近來出現大量公式化（Formulaic）、缺乏深刻見解且由非專業作者生成的稿件，學術界應優先保留人類的獨到洞察力（Human insights）。再者，禁止提交 AI 創建或篡改的臨床影像、影片及音訊，以維護醫學圖像的真實性與代表性偏誤問題。

在同行審查中將稿件輸入外部 AI 工具—嚴重違反保密協議行為

我自己擔任期刊主編的經驗，開始已經有作者寫私訊給我，懷疑審查人利用AI來審查，並且提出強烈抗議的爭議。同行審查的核心前提是保密（confidentiality）。審查者不得將未公開的稿件、圖表、數據或作者回覆上傳至外部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或大型語言模型（LLMs），亦不應利用其代為撰寫實質性的審查意見，因為此舉可能將作者尚未公開的智慧內容揭露予未經授權的第三方，構成對審查保密義務與學術信任的違反。

對 clinical images、illustrations、video 與 audio，JAMA 同樣採取高度謹慎立場。除非 AI 是正式 research design 或 methods 的一部分，否則不得提交 AI 生成或操弄的臨床影像與影音。其考量包括 clinical fidelity、accuracy 及 demographic bias。研究資料的 graphic visualization 可以使用 AI，但必須在 figure legend 中完整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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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的更新指南表明，AI 可以作為輔助工具，但絕不能取代人類的學術思考與責任。作者對稿件內容負有最終且完全的責任（Full responsibility）。未誠實揭露者將面臨退稿或出版後處罰。此指南為數位時代下的醫學出版誠信樹立了明確的規範標竿。  

當生成式 AI 走入精神科診間：ChatGPT 評估憂鬱量表之信度挑戰

 當生成式 AI 走入精神科診間：ChatGPT 評估憂鬱量表之信度挑戰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在精神醫療中，推動量化病理學的醫療照護 (Measurement-Based Care, MBC) 是優化憂鬱症 (MDD) 治療成效的核心。近年來Artificial iIntelligence (AI) 與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如 ChatGPT) 快速進入精神醫療領域，也讓我們開始思考：AI 是否能協助精神科臨床評估？

Figure 1. Four-stage study flowchart for the reliability of ChatGPT in HAMD-21

Chang CH, Cheng SW, Chen WJ, Chang CW, Liu TH, Lee JH, Lin SC, Su KP*. A Cautious Integration With AI in the Clinic: A Standardized-Patient Pilot Study of ChatGPT’s Reliability in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Scoring. Alpha Psychiatry 2026, 27(4), 51483.

漢密頓憂鬱量表（21-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21）作為評估憂鬱嚴重的金標準工具，施測極為耗時且易受施測者間差異影響。此外，症狀評估往往不是單純問答，而是需要理解語氣、脈絡、情緒、猶豫、睡眠型態、身體症狀與病人自我覺察。因此，我們設計這項先導研究，想要用比較嚴謹、可重複的方法，檢驗 ChatGPT 在HAMD-21 評分上的可靠度。

身為計畫主持人，我與張俊鴻醫師、劉亭慧醫師、鄭思維醫師，以及我們心身介面研究中心（MBI Lab & Care）臨床團隊的研究助理們，共同執行了這項研究。研究流程分為四個階段 (Figure 1)：

第一，團隊專業演繹建立黃金標準：運用資深精神臨床試驗的MBI團隊之醫師與研究助理，精心編寫10個涵蓋輕度至重度 (HAMD-21 腳本分數 2–27 分) 的臨床情境，並演繹標準化病人 (Standardized Patients, SPs)，以建立高度可重複的評估基準。

第二，將訪談錄影轉為中文逐字稿：訪談全程錄影並透過 Whisper ASR 轉錄為逐字稿，保留語氣停頓與情緒表達線索。

第三，ChatGPT 評分協定 (ChatGPT Scoring Protocol)：將訪談逐字稿輸入 ChatGPT-4o，結合 HAMD-21 中文操作手冊與標準化 Prompt，每個案例重複進行 3 次獨立對話評估，取其平均分數以降低生成式 AI 的隨機波動性 (Stochastic variability）。  

第四，統計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採用兩向隨機效應、單一評分者、絕對同意模型之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2,1)）評估信度。人類專家與 ChatGPT 之間的 ICC 差異採用 Steiger's Z 檢定進行單尾顯著性檢定。  

研究結果與數據分析

最令人意外的結果是：總分看起來非常好，但細項差異很大。 在 HAMD-21 total score 上，Human experts 的 ICC 達到 0.9921，ChatGPT 的 ICC 也高達 0.9739，若只看總分，ChatGPT 似乎已經接近 expert-level performance。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看 item-level performance，就出現非常重要的落差。Human experts 在 21 個項目中，有 11 個別項目達到 perfect ICC；ChatGPT 則只有 2 個項目達到 perfect agreement。Steiger’s test 也顯示，human experts 在 10 個個別項目以及 total score 上顯著優於 ChatGPT。這提醒我們：AI 可能會在「總分」上表現漂亮，但在臨床真正需要判斷的細節上，仍然有明顯落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 的錯誤不是隨機分散，而是有一定模式。它常在 insomnia cluster，也就是 HAMD-21 items 4–6，以及 somatic symptoms item 13 中高估分數，把原本應該是 0–2 分的輕中度症狀，錯誤評為 3 分。更離譜的是，ChatGPT 還出現 總分加總的錯誤。換句話說，AI 能「理解」文字脈絡到一定程度，但在 severity thresholds 與 numerical calculation 上仍會出錯。

討論與臨床意義

這個結果對我們未來臨床試驗非常重要。HAMD-21常被用於憂鬱症的主要或次要症狀分項分析。如果 AI 只是在總分上接近一致，卻在睡眠、身體症狀、體重下降、病識感等細項上出現偏差，就可能影響 treatment response、remission、subscale interpretation 甚至 clinical trial endpoint 的判讀。因此，AI 不應被直接視為取代 rater 的工具，必須保留 human oversight，尤其在細項判斷與臨床意義詮釋上。

這項研究也提醒我們，精神科評估不是單純把文字丟給模型就好。Human raters 在原始訪談中能看到 facial expression、speech latency、emotional tone、psychomotor behavior 與 affective presentation；但 ChatGPT 只看到文字逐字稿，缺少非語言與副語言訊息。這可能是它在部分 HAMD-21 項目中表現受限的重要原因。

結論

ChatGPT-4o 具備作為精神科量化評估輔助工具的潛力，能降低臨床醫師負擔。然而，鑑於其單項判定偏誤與算術錯誤，臨床人類醫師的監督（Human-in-the-loop）仍然是確保醫療安全與精準度的核心底線。  

從抗發炎到發炎消退：Omega-3、EPA、與SPM精準治療憂鬱症的新方向

從抗發炎到發炎消退：Omega-3、EPA、與SPM精準治療憂鬱症的新方向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憂鬱症中心、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持人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EPA不是進不了大腦，抗鬱的關鍵不在原型，而在轉化！

從內源性大麻素 eCB 到消退素 SPM：

如何一步步解開 EPA 治療憂鬱症的機制之謎！

Iqbal AZ, Khan A, Malau IA, Wu SK, Chang JP, Cheng C, Tsai MJ, Wang F, Su KP. Omega-3 fatty acids, 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 and depression: A mechanistic meta-analysis of precursor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Brain Behav Immun. 2026 Jul 28;138:106922

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長期被視為神經傳導物質失衡的疾病；然而，我們團隊在精神神經免疫學（psychoneuroimmunology）與營養精神醫學（nutritional psychiatry）的研究中，一直試圖推動一個更全面的觀點：MDD 不只是「腦內化學物質不足」，而是一種涉及神經免疫活化（neuroimmune activation）、代謝失調（metabolic dysregulation）、氧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脂質異常（lipid abnormalities）、粒線體功能障礙（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與神經可塑性受損（impaired neuroplasticity）的多系統疾病。

在追求精準精神醫學（Precision Psychiatry）的道路上，我一直試圖解答一個臨床上極具爭議、卻令人著迷的核心難題：「為什麼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在臨床試驗與統合分析中的抗憂鬱效果，往往顯著優於大腦結構中大量存在的 Docosahexaenoic acid（DHA）？」這篇由我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作者 Ayesha Zafar Iqbal 主導完成的 mechanistic meta-analysis，正是從這個長期研究脈絡出發，重新檢視 omega-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n-3 PUFAs）在憂鬱症與發炎相關疾病中的生物學意義。

從發炎到發炎消退：Omega-3 在憂鬱症機制的破局與重塑

過去傳統觀點常誤以為 EPA 是因為難以進入大腦才導致腦內穩態濃度極低。但事實上，EPA 進入大腦的效率並不亞於 DHA，只是它在進入大腦幾分鐘內，就會極為快速地轉化為下游的各種功能性小分子。我們團隊在 2019 年的論文中，就已經證實了 EPA 衍生之內源性大麻素（EPA-derived endocannabinoid, eCB）在抗憂鬱與神經調節上的重要性；而這篇 2026 年的研究，則進一步證實了另一群關鍵代謝物—專一性促進發炎消退介質（specialized pro-resolving mediators, SPMs）的重要角色！這兩項研究相互呼應，完整拼湊出 EPA 迅速轉化、發揮多元生物活性（Bioactive lipid mediators）的動態全貌。

在這條生物合成路徑中，EPA 可轉化為 18-hydroxyeicosapentaenoic acid（18-HEPE），DHA 則可轉化為 17-hydroxydocosahexaenoic acid（17-HDHA）。這兩者都是 resolvins、protectins 與 maresins 等 SPMs 的上游前驅物（precursors）。由於下游 SPMs 在人體中半衰期短、代謝快速，臨床研究中並不容易穩定測量，因此 18-HEPE 與 17-HDHA 成為更可行，也更具有轉譯價值的 pathway activation biomarkers。

統合分析數據：驗證我們多年的假設

為了驗證這個假說，Ayesha 對各大資料庫（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GOED 及 Cochrane Library）進行了嚴謹且系統性的檢索（截至 2026 年 5 月 18 日），最終納入 11 項隨機對照試驗（RCTs）、共 810 位參與者。

我們的定量分析結果帶來了令人振奮的發現：

• 前驅物濃度的顯著提升：補充 n-3 PUFAs 能顯著增加人體循環中的 18-HEPE（SMD=1.05）與 17-HDHA（SMD = 0.69）。這直接證實了補充 Omega-3 確實能在人類體內實質增加 Pro-resolving Precursor Availability。

• 與多年假設高度呼應的 18-HEPE 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8-HEPE 的效應值明顯高於 17-HDHA。這項發現與我們團隊多年來「以 EPA 為主軸（EPA-predominant）對抗發炎型憂鬱症效益更佳」的臨床觀察與假設完美呼應！

EPA 在大腦內雖迅速轉化，但無論是 2019 年證實的 eCB 途徑，還是這篇論文展現的 18-HEPE 與消退素路徑活化，都完美解釋了 EPA 展現優異臨床抗憂鬱療效的關鍵機制缺塊。

更重要的是，次族群分析顯示，這種提升並不是在所有人身上平均發生，而是在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PAD）、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pregnancy，以及 MDD with comorbid obesity 等具有發炎、代謝、氧化壓力或血管負荷的族群中特別明顯。這與我們多年來推動的 precision nutritional psychiatry 觀點高度一致：omega-3，特別是 EPA，可能不是對所有憂鬱症患者都一樣有效，而是對具有 low-grade inflammation、metabolic dysregulation 或 impaired resolution biology 的特定憂鬱症 endotype，具有更高的臨床意義。

因此，這篇研究對我們團隊而言，不只是另一篇 meta-analysis，而是把多年來關於 EPA、inflammation、lipid mediators、MDD 與 precision psychiatry 的假設，往前推進了一大步。從 2019 年 EPA-derived eCB 的發現，到這次 18-HEPE 與 17-HDHA 所代表的 SPM pathway activation，我們逐漸看到一個更完整的圖像：EPA 的臨床抗憂鬱優勢，可能來自它被快速轉化為多種 bioactive lipid mediators，而這些小分子訊號共同參與神經免疫、發炎消退、壓力反應、代謝調節與情緒穩定。

換句話說，EPA 的重點可能不只是「進入大腦多少」，而是「進入後變成什麼」；不是單純停留在細胞膜中，而是快速轉化為具有生物活性的下游訊號分子。這個觀點也更能解釋：為什麼 EPA 在腦中可偵測濃度很低，卻仍能在臨床試驗中呈現比 DHA 更一致的抗憂鬱訊號。

當然，我們仍然必須謹慎。這篇研究不能直接證明 18-HEPE 與 17-HDHA 的上升一定會轉化為下游 resolvins、protectins 或 maresins 的增加，也不能直接證明其必然帶來抗憂鬱療效。然而，它為下一階段研究提供了非常清楚的方向：未來我們需要在 MDD 患者中設計更標準化的 clinical trials，結合 EPA-predominant formulation、發炎與代謝生物標記、omega-3 index、lipidomics、endocannabinoid profiling、SPM pathway markers，以及臨床症狀改善指標，進一步建立 EPA → eCB/SPM lipid mediator pathways → inflammation resolution and neuroimmune regulation → depression outcome 的因果鏈。

整體而言，這篇由 Ayesha 與我們團隊共同完成的研究，為 EPA 精準營養精神醫學提供了一塊重要的機制拼圖。它不僅呼應我們多年來對 EPA 優於 DHA、以及發炎型憂鬱症可能特別受益於 EPA 的臨床觀察，也把 EPA 從「單一營養素」提升為「bioactive lipid mediator precursor」的觀點。這將成為我們未來規劃臨床試驗、發展 biomarker-guided EPA therapy，以及推動發炎型憂鬱症精準治療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