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媽媽不來看醫生，只好我自己來看呀！
- 「我媽媽如果知道我看精神科一定崩潰」
- 「我爸爸對憂鬱症的觀念是污名化」
- 「父母親非常排斥精神科，他們對憂鬱症的了解都是過時而
且是錯誤的」...。
台灣大學2020/11/9日發生1名女大生墜樓，沒想到2天後、11日再發生男學生在宿舍上吊輕生，心輔中心12日給全校同學發出關懷信，13日又傳出1名男同學墜樓，目前肢體多處骨折，意識不清送往醫搶救。台大
短短五天內台大連續發生三起重大悲劇，接到噩耗的父母如何心碎，不是當事人絕無法想像。1. 憾事的發生有非常多種因素同時在影響，但很多人會傾向於進行單一歸因，並不恰當。
2. 自我傷害的事件可能會造成他人的模仿，尤其是年輕族群。「六不六要」的原則希望媒體自律。
3. 「若一個人想離開人世，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他」這個說法只能是「部分正確」，對當事人的幾句寒暄、關懷，都有可能成為打消念頭的關鍵。
- 常見身心疾患的衛教文章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9/08/blog-post.html - 我們需要一個全民抗憂鬱運動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9/07/blog-post.html - 污名化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html - 天然的抗鬱物質─深海魚油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5/02/ifn-cifn-omega-3-pufas-biological.html - 憂鬱症病理診斷和治療的種種迷思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7/04/blog-post.html - 給關心孩子是不是自閉症（ASD）的家長的一些提醒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19/10/asd.html - https://cobolsu.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6.htm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20-mainland-depression-screening/
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132
《那些年輕殞落的生命 青少年憂鬱與自殺不容忽視》
From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青少年憂鬱普遍但被忽略
👉《經濟學人》針對「Z世代」（1997年後出生）調查，詢問同儕間最重要的議題，有高達70%、來自不同社經家庭的人，都認為是焦慮和憂鬱。
👉美國心理學會針對全球八大工業國家的研究也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新鮮人，表現出符合診斷的精神疾病，以重度憂鬱症最常見、其次為廣泛性焦慮症。
#青少年自殺數據攀升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統計，從2009年到2017年，大專院校自殺致死的人數從52人降到47人，2019年卻升高到59人。
👉有自殺行動的人數從前一年不到800人，到2019年爬升到1,350人。
👉台大校內聘有25位專職、16位兼職諮商心理師。心理諮商1年超過1萬人次，而5年前不過6,000、7,000人次。
#民眾對憂鬱症標籤仍存就醫不足
👉2015-2017年健保就醫資料分析，平均每年有40萬人為重度憂鬱症、輕度憂鬱症。但研究指出，台灣就醫率僅20%，換算下來，至少有200萬人在承受心靈的風暴。
#憂鬱症治療中斷率高
👉診斷憂鬱症後第1個月的服藥順從性，台灣為52.1%、美國為71.6%，到第4個月美國還維持48.4%，台灣卻已經降到12.6%。
#憂鬱症造成生產力損失與負擔大於醫療花費
👉2020年全球疾病負擔，憂鬱症躍升第2位，僅次於心血管疾病，在已開發國家甚至高居第1。
👉韓國曾估算，憂鬱症一年造成的國家經濟負擔約40億美元，其中治療直接花費僅佔4.2%，其餘95.8%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的生產力損失（無法出席、出席卻無法發揮生產力），以及自殺者換算生產力。
👉若將韓國模式套用在台灣，健保署從健保資料撈出憂鬱症確診患者，平均一年約40萬人，直接醫藥費至少66億台幣，換算每年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損失超過1,5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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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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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小疏完全沒想到，在她流淚講述自己的痛苦後，那位老師的反應竟然是「叫輔導員過來」，還要通知家長。
此前一切還很正常。在學校安靜的心理諮詢室裏，剛上大三的小疏不知不覺就把抑鬱情緒暴露出來了。「狀態好差，很痛苦，學業的壓力好重，要跟那麼多優秀、努力、善於投機的同學競爭，有時會想着死的事情。」她說，「但還好沒有出現軀體化症狀，睡眠也還好。」
「太危險了。」聽完後，那位老師丟下這麼一句話，準備打電話給小疏的輔導員，還要求她提供父母的電話。小疏一聽就急了，很生氣，真的很生氣，信任感轟然消失。
小疏在中國北方一所名牌大學唸書，從大二開始被抑鬱情緒困擾，並在那年暑假去醫院確診了中度抑鬱和輕度焦慮。她吃了一個暑假的藥後緩解很多，停藥了。但升上大三後，沉重的課業壓力讓一切捲土重來。
在一個病友群裏交流時，一位心理學專業研究生建議小疏去學校心理諮詢室。他們以為，一所名校的心理諮詢室，總該會專業些、得體些，卻萬萬沒料到它會如此不專業。
那一次遭遇後，小疏認為「體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所以，當中國政府公布將進行抑鬱症篩查時，她的下意識反應是恐懼與不適。「這真是要抑鬱症患者的命啊。嫌我們死得慢，推我們一把啊。」在社交媒體上，她寫下這句話。
2020年9月11日，中國國務院衞生與健康委員會公佈《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宣佈各類體檢中心將在體檢項目中納入情緒狀態評估，供體檢人員選用。同時，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抑鬱症篩查」這一名詞進入公眾視野，爭議聲四起，抑鬱症患者、心理諮詢師和精神科醫生都對這一方案表達了擔憂。在上海擔任精神科醫生的姚灝對端傳媒表示，如果沒有後續支持性服務，對抑鬱症患者的隱私保護、篩查後的診斷和治療跟不上，不能改變學生的心理狀況，篩查就沒有任何好處。
據《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顯示，中國抑鬱症患病率達到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另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整理，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在23.8%。他們中的一些人鼓起勇氣向學校求助後，卻和小疏一樣，不但沒有被理解，反而被暴露隱私、甚至被學校勸退。在安全氣墊尚未完全鋪好、承接住他們之際，一面篩查的網已躍躍欲試地打開了。
2012年6月2日安徽省合肥市，一個學生在午休時間小睡一會。
2012年6月2日安徽省合肥市，一個學生在午休時間小睡一會。圖：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來自父母的壓力：「你是媽媽的希望，你這樣了我可怎麼辦」
抑鬱症是如何一點點觸發出來，小疏記得很清楚。那時她上大二，中文系的課業在這一年最重。她幾乎每天都在熬夜趕論文，過着「007」的生活，一週七天，每天通宵學習。有時想睡也睡不着，失眠嚴重。
「我只是太累了，又累又無望。」她說。大一結束，她失去保研的希望，而想去的專業考研又非常艱難，令她畢業後從事文學研究的理想變得飄渺——從高一開始給自己找到的人生唯一意義、入世生活的理由崩塌了。
那一年，每一個失眠的夜晚，她都在想着死。直到暑假回家，換了環境，她想再嘗試一下求生，便和媽媽講了，在媽媽的理解和陪同下去了醫院，確診為抑鬱症。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其他國家，成長，包括學生進入到社會之後的壓力其實是越來越大的，它要求一個人不斷地努力和奮鬥，保持一個比較強、比較高昂和熱情的情緒狀態。」在國內高校從事心理諮詢的王宇景對端傳媒表示。
在王宇景的經驗和觀察之下，大學生甚至到高中生，抑鬱症的發生都跟整個社會競爭的壓力氛圍有關。「父母有意無意的言傳身教，傳遞了對於家庭來講過高的目標，這跟整個家庭和家族在社會系統的位置和競爭關係是有關的。」他說，「子女承擔了過多的屬於父母的壓力，成人之後可能會更容易承擔周圍人的壓力和系統的壓力。」
生長在北京、如今已步入職場的李玥，很小時就感覺到這種壓力了。「在北京，剛出生的孩子就要進行各種訓練，說話走路只是最基本的。三歲的孩子參加各類興趣班，學鋼琴、繪畫、口算等等，早已形成社會風氣。相反，一個順其自然，肆意成長，沒有早早就扛上同齡人壓力的孩子，會被嘲笑『什麼都不會』、『腦子不好』。」她說。
上高中後，這種競爭表現得具體而直接，「勾心鬥角」蔚然成風。「如何讓排名靠前的學生心裏不舒服、如何博得老師和校領導的喜愛，更有甚者，想辦法讓好學生生病。學習好的學生在那些不夠優秀的學生眼裏就像眼中釘，讓人想要除之而後快。」她描述了高中同學之間的「鬥爭」方式。
這些壓力在李玥心裏一點點堆積。成為好學生不是她的目標，不過是為了父母的期待、讓老師喜歡、讓高考更順利。平時不太會讓家裏人擔心的她，獨自承受着內心的重負。直到壓力變成雪球，她無法再承受。
那是高一那年的事了。有一次考試，她的成績不是太好，心裏升起了強烈的自責感，覺得自己達不到家人的期待，老師也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去了，被老師在意的學生提問能得到更耐心的回答。她覺得自己被忽視了。
對成績的擔憂，對未來的不確定，諸多壓力累積在一起，李玥崩潰了。她想過幾種自殺方式，最後選擇了跳樓，「可能死得比較難看，但這是最快也最不容易察覺到痛苦的死法。」
那天，她把自己鎖在房間，半個身子從窗戶探了出去，是母親撬壞鎖衝進來，把她拉回來了。被拖住的李玥沒有哭，對着母親說了一句話：「我好累。」
要到很多年以後，她已經念大四了，第一次去醫院就診，才明白抑鬱症早就纏上她了。那時，她的病情已經發展到雙相情感障礙，即抑鬱症和躁狂症的結合。
王宇景在高校見過不少這樣的學生，來自父母的期待和社會的競爭壓力，成為壓垮他們的稻草。「還有一種情況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太多的選擇，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承擔得太少，做的選擇太少，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和未來的方向，不知道什麼事情做起來有意義，有點像北大心理中心副教授徐凱文所說的空心病。」他說，「這兩部分還可能在同一個人、同一個家庭裏存在。父母在該幫孩子承擔的時候沒有承擔，比如夫妻之間的矛盾、情感的糾葛，讓孩子都看到了，並且通過拉扯孩子站到自己這邊去承受這些東西。而在選志願、選職業方向，孩子又沒有決定權，都被父母包辦了。」這些都成為當代學生抑鬱症的來源。
在另一位高校心理諮詢師陳寧的經驗中，人際關係和感情問題是她所在學校學生患病的兩大主要原因。「可能一些名牌學校裏，學業壓力佔比較大，我們這裏人際和情感佔比高一點，其次是學業和親子關係。」她說。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椰子，便是在大三下學期，因與異地戀男友分手而陷入低落情緒。本來在準備考研，卻一點都不想考了，腦子裏不進東西。去醫院問診，被診斷為輕度抑鬱。
因抑鬱症被休學後，她在家裏承受的壓力更大了。「媽媽會說，你是媽媽的希望，你這樣了我可怎麼辦啊？她還會說，我就知道自己命苦，看我忙來忙去的，也沒人憐惜我，這麼累也沒人關心。」椰子說。她從小乖巧懂事，學習成績好，是那種讓家長放心的孩子，母親的話令她更加愧疚。
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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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陷入抑鬱狀態的大學生們，不少已經有對抑鬱症的概念，願意去尋求諮詢與治療。但中國精神衞生資源的現狀，卻不甚理想。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抑鬱症患者們，都表示自己在和學校老師交流的過程中，受到了二次傷害。
椰子在醫院問診後，打電話告訴了媽媽。遠在老家的媽媽擔心，又打給了她的班級老師，請求老師開導她。沒想到，老師強行找她談話後，直接通知家長把椰子領回家。「老師談話就是例行公事，確認了病情後，怕擔責任，就讓我回家，不要在學校裏。」椰子回憶道。
回家後，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媽媽先是罵她，隨後又哄她，她不想理，只是窩在房間裏不出門，獨自消化。作息飲食不規律，驟然發胖，沉默寡言。
小疏在學校心理教室諮詢後，被扣下了，心理老師要求她父母帶她回去。小疏大鬧了一場，直到學院黨委書記過來把她帶回了辦公室。書記安撫她說，學校的心理諮詢很不專業，這位心理老師以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老師，以後若有事去看精神科，或者找外面的心理諮詢。一切才平息下來。
像小疏一樣的案例，姚灝看過太多，他知道的抑鬱症學生被休學、隱私被曝光的情況亦不少。 最為人熟知的近期案例是北京大學畢業生、脱口秀演員李雪琴。她在大三時懷疑自己得了抑鬱症，求助北大心理中心，中心的老師要將此事告訴他們學院老師。據李雪琴自述：「我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告訴學院，因為我不想讓我媽知道。可他們還是告訴學院了，這是我對北大最失望的一次。」此外，患者在求職、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面臨歧視。就在10月13日，山東威海一名女大學生就因抑鬱症而被航空公司拒絕登機。
「如果學生前來諮詢抑鬱症，諮詢師是否要打破保密原則，告知家長和院系其他老師？」王宇景提出這一關鍵問題，「目前國內和國外通行的是：如果來訪者有危機情況，確實有必要打破保密原則，但這會在諮詢剛開始的時候寫在協議裏，告知來訪者，主要是從他的生命安全和整體利益的角度去考慮，一般來說他們是能接受的。但如果很唐突，沒有跟來訪者講保密例外，或者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和知曉就通知家長和老師的話，確實會造成信任問題和矛盾。」
精神科醫生姚灝曾經在網絡上做過一個調查：現在國內大學裏的心理健康服務怎麼樣，能幫學生解決心理困擾嗎？
他收到了22條回覆，其中只有4位回覆者表示不同程度的肯定，其餘均認為不能，並講述了自己的糟糕體驗，「不被重視，百般敷衍」，「甚至做不到基本的尊重」，「個人隱私完全無法保密」，「只是為了維穩防事」，「像教導主任，講大道理，結束後心裏更沉重了」……
去醫院求診精神科醫生，對抑鬱症患者來說也是碰運氣的事。
李玥在大四那年終於去了醫院問診。那時，她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對一切失去興趣，在家坐在椅子上可以一整天不動，除非飢餓和想要去廁所。需求變得很少，心裏常常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但依然動不了。這種狀況持續了兩週時間。接下來又突然變得異常積極向上，覺得這個世界沒什麼難事，一幅「有志者事竟成」的樣子。
她上網一查，發現這不是單純的抑鬱症，而是有雙相情感障礙的跡象，於是去醫院尋找答案。
在醫院，跟醫生聊着聊着，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運氣好，她遇到一個態度友好、願意傾聽的醫生，也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但依然無法得到足夠的治療。醫生告訴她說，「你還是學生，所以我給你寫得簡單些，免得影響你的前途。但你必須清楚自己的狀況。」
那時李玥才知道，精神疾病會被記錄進國家系統裏，開藥、住院都需要錄入個人信息。而一旦進入系統，可能會影響她大學能否順利畢業。尤其是「雙相情感障礙」這一疾病，醫生若記入系統，她甚至可能被強制送進醫院，哪怕她可以正常學習生活。
醫生告訴她，再觀察一下，「如果有加重一定要過來，我給你開藥。」他說。李玥臨出門時，他又叫住她，說：「無論如何，不要死。」那句話，李玥一直記着。
雙相情感障礙錄入系統，指中國衞生部門在2000年後建設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統」。按照這一系統的規定，六類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患者需要錄入系統，橫向上公安、衞生、民政、政法委四個部門有查看權限，縱向則直達社區。凡是被錄入系統的患者，會被重點關照，遇到節假日、重大活動或會被重點盯守，甚至可能發生李玥的醫生所說的「強制入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告訴端傳媒，這一系統當初在建設時，是為了避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後消失在人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但系統還相對簡單，只是按照六類疾病進行申報登入，沒有區分程度。「比如症狀較輕的雙相情感障礙，對公共安全不具有危害性，但還是得錄入。」他說。
李玥運氣較好，第一次問診遇到了為患者考慮的醫生。但她此後在北京安定醫院和北醫六院兩家北京最好的精神專醫院問診，體驗非常不好。「北醫六院的專家毫無耐心，閉眼聽人講話。」她說，「安定醫院的門診掛號很不穩定，只是排號，不能確定是哪個醫生看，輪到哪個是哪個。這樣導致的一個問題是，每次醫生都會問同樣的問題，而且對你的病情完全陌生，只憑病例的三言兩語開藥；開藥也不考慮病人病情，而是按吃了多久的藥來開。」
2015年10月18日中國河南省，中國國旗下學生們在高中的操場上練習太極拳。
她想好了，去了什麼也不說，咬死一句話：「老師，我不想自殺了。」
如此現狀下，中國衞健委公布的文件稱，到2022年，在試點地區初步形成全民關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參與抑鬱症防治工作的社會氛圍。這也意味着，文件中所說的抑鬱症篩查，或會在2022年之前在試點地區（一般是指省會城市、東部沿海地區）開展。
篩查的消息，讓抑鬱症患者不安。
「就像我的遭遇一樣，所謂體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把我們的疾病向陌生人公開、向我們不信任的人公開，是一種殘忍的羞辱。」小疏說。
在她看來，老病人知道抑鬱症被公開後的利害，也知道量表如何造假，所以如果碰到篩查，大多會選擇偽裝。但不知利害的新患者，可能真的會吐露心聲，從而被篩查出來，遭受一系列歧視，「最可憐的其實是他們。」她說。
實際上，中國高校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在新生入學時進行心理調查。李玥剛進大學時，便收到了學校發給新生的心理情緒調查問卷。隨後，她被單獨叫到了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辦公室。一開始她還一頭霧水，但很快就反應過來：問卷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是否想過自殺」，她選了「是」。
去辦公室的路上，她就想好了策略，去了什麼也不說，咬死一句話：「老師，我不想自殺了。」最後老師沒有辦法，讓她離開了。
「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找我見面不過是應付學校的任務。水平不夠的人，開口也不放心啊。」她說，「如果我知道寫真心話會被叫進辦公室，我一定會寫心情非常好，從小到大都積極向上。」
而對於心理諮詢老師和精神科醫生來說，篩查面臨的問題還很多。
姚灝說，篩查有很多細節問題，在什麼場所、用什麼工具去篩查、篩查的頻率是多少、誰來做篩查、篩查後相關的支持性服務有哪些，這些細節問題都會影響到篩查的利與弊，目前都還在探索，沒有答案。
同時，公共衞生服務講求成本效益比，篩查的成本比較低、效益比較好，才值得做。這裏的效益，指的是對患者的效益，醫學裏會用症狀的改善、壽命的延長、有質量的生活生命、活得是不是有價值這樣的指標來衡量。
成本則是錢夠不夠、人力資源是否足夠。若在學校裏進行篩查，那很可能就是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校醫、輔導員、心理委員去做。「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非常非常少，質也不太理想，他們對精神疾病的態度是什麼樣的也很難說。如果比較片面、負面，知道你可能有抑鬱症，對你另眼相看，就會很影響到學生未來的情況。」姚灝說。
篩查之後，還得跟上診斷和治療。「篩查不等於診斷，它只是為了提高疾病的識別率所採用的辦法。如果一個地方患病率很高，但他又不願意去醫院看病，這種情況下用篩查這種比較偏主動的方式去發現患者，目標是希望儘可能多地發現疑似患者。」姚灝說，「但篩查後學生到底是不是罹患精神疾病，真陽性還是假陽性，學校諮詢老師是不能診斷的，只能精神科醫生來做。診斷之後若確診陽性，後面再跟上治療。」
而這時，又會面臨精神科醫生的數量是否足夠。「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如果都查出來了，都來醫院尋求幫助，我們是不是能提供這麼多服務，也得打一個問號。」姚灝說，中國14億人，只有4萬名不到的精神科醫生，相當於每10萬人中只有不到3個醫生。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顯示，在俄羅斯和美國，這一數字是每10萬人中有11到12個。此外，醫生資源分佈亦極不平均，東部沿海、北上廣比較多，西部地區，西藏青海甘肅精神科醫生的人數則非常少。中國的心理諮詢師數量在未來十五年內的缺口達到200萬到300萬人。
在姚灝看來，篩查若能夠起到科普、宣傳和教育的作用，讓更多人了解抑鬱症、去污名化、讓患者願意主動到醫院來就診，是篩查可能好的一面。「中國抑鬱症的識別率非常低，大概十分之一，也就是10個抑鬱症患者裏只有一個人知道自己有抑鬱症，會去醫院就診。在知道自己有抑鬱症的人裏面，真的會去接受正規治療的人，不管是心理諮詢渠道還是藥物渠道，也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姚灝說。
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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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2008年2月16日昆明，模特兒公仔從公寓商店的櫥窗望向城市。
尾聲
椰子在家裏呆了幾個月後，在大四下學期重返校園。輕度抑鬱的她強迫自己回到學校，去完成畢業論文、拿畢業證，去和人接觸。所幸，指導畢業論文的老師和學姐人很好，她也慢慢走出來了。
正在念大四的小疏，得到來自母親的完全接納和理解，家成了她強大的後盾。確診後，母親甚至對她說：「索性回家啃老吧，我養你；或者不讀了，去學你喜歡的甜品，過輕鬆一點的生活。」小疏感激母親的理解，「她也不再把我進名校當成一種驕傲了，知道這樣說我會有壓力。」
父親也終於同意了小疏出國讀書的請求，願意提供經費支持她。新的可能性打開，人生不再是前路無着的狀態。「國外的文學研究更開放一些，更何況人文學科需要言論自由，我有喜歡的老師說自己的論文發不出去，國內審查越來越嚴格了。這樣下去我的思想會自我設限，無法做出好的研究，所以會期待出國，現在更是想着快點跑。」小疏說。
李玥如今在北京的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她隱瞞了自己的病情，因為在她看來「中國沒有公司可以允許有精神疾病的人工作」。2008年，位於上海的IBM公司就因辭退抑鬱症員工而被該員工告上法庭。一些網絡論壇上也會出現抑鬱症患者被公司辭退而上網求助的信息。
這一年來，李玥發病的頻率不高，到目前為止只有一次。發病時，她強忍着，有人的時候表現得什麼事都沒有一樣，即便頭痛欲裂，渾身無力，也要假裝自己一切如常；即便內心崩潰，情緒失控，也要表現得積極向上。沒人的時候也忍着，但至少可以表現出難受、不舒服、傷心。
抑鬱症篩查的消息，打破了她內心維持已久的平衡。「我很害怕。我怕這條新聞描述的事在實際操作中得到重視。」她說，「它忽略了真正的受眾只會更加痛苦，說不定會提高患者的自殺率。」
而她唯一的希望，是這條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會被相關工作人員敷衍了事，不會被認真對待。
應受訪者要求，小疏、李玥、椰子、陳寧為化名。
情緒風暴來襲！15-17歲青少年6.8%罹重度憂鬱症
ReplyDelete2020/10/22 07:22:00
https://bit.ly/3nnGKf5
台大連2起憾事 衛福部：青少年3成有精神障礙
2020-11-12 14:41 聯合報 / 記者陳雨鑫／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5009658
國立台灣大學近期連三日發生二起學生輕生事件，9日下午歷史系女學生墜樓、11日男學生於宿舍輕生，由於9日至13日恰好是台大的期中考周，引發各界關注，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也在臉書貼文表示「無法相信」；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表示，不少調查都顯示現代人的心理壓力遠高過於過去，曾針對青少年做調查約三成有精神疾病，大學生的比例也大約是如此，呼籲社會應增加對彼此的關心，降低憾事發生。
開業精神科醫師楊聰財表示，頂尖大學的學生，大多對於自我要求高，根據過往大學生輕生的因素，以學業、感情、同儕、家庭為最多，根據研究顯示，輕生身亡者約有九成五有精神狀況或障礙，其中多達七成為憂鬱症，但實際上有病勢感，又願意去找精神科醫師的人，僅有三成。
連續三天二起台大同系學生輕生事件，楊聰財也說，憂鬱或負面的情緒是有可能擴大影響他人的，呼籲親友間若是發覺身旁有人過度焦慮、緊張、憂鬱，應給予協助，多與他們說說話，或是陪伴就醫等，也呼籲民眾，別把心理疾病當作是一時的，自殺防治協會推出「心情溫度計」，可透過自我檢測，隨時檢視自己的心理狀態。
他呼籲，心理狀態不是等到痛苦不堪才去面對，平時只要有一點不舒服就應該要自我檢視，適時向專業醫師求助。
諶立中表示，20年前，台大大學生是很明確的，畢業等於宣布有工作或是出國讀書等，但是現在不同，就業環境多元，不管是誰都要自我創造打拚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也導致學生容易徬徨；加上整個社會壓力比以前壓力大很多，競爭力強，加上感情議題等，大家自主性提高，相對自我決定權力增加，責任也增加，不如預期也增加。
諶立中表示，過去曾做過小五、小六、國一的學生情緒障礙的調查，發現有三成的青少年有情緒障礙，其中以過動最高，憂鬱症等也占多數；大學生理論上也是差不多的比例，他認為現在的學子心理健康不如過往，各界應該要更加重視。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1)
ReplyDelete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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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已經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課題。從18歲到35歲的年輕世代，幾乎每一個人都說得出朋友罹患憂鬱症，每一個人都親身見證或聽聞至少一個悲傷的故事。「我也有朋友有憂鬱症，其中一位不久前才『走』了，」33歲、在3月才走馬上任的新竹市政府行政處處長黃任瑋點了點頭。
當眼睜睜看著朋友、親人逃脫不出黑暗時，身為陪伴者的人或是徘徊、或是刻意保持距離，「我知道她的狀況，但我不敢問，」林郁馨（化名）說起一度深陷憂鬱的朋友，「因為我不在她的身邊，怕挖了卻承擔不起，不知道該如何幫她。」
《經濟學人》針對「Z世代」（1997年後出生）調查，詢問同儕間最重要的議題，有高達70%、來自不同社經家庭的人，都認為是焦慮和憂鬱。美國心理學會針對全球八大工業國家的研究也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新鮮人，表現出符合診斷的精神疾病，以重度憂鬱症最常見、其次為廣泛性焦慮。
窗戶只開15公分、頂樓圍牆貼可愛動物
大學校園內，正在進行一場搶救生命大作戰。「憂鬱症已經是大學面臨的最大挑戰，」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姚淑文的表情嚴肅。他們站上第一線，卻也是校園的最後一線。
因為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統計，從2009年到2017年，大專院校自殺致死的人數從52人降到47人，2019年卻升高到59人。有自殺意圖並付諸行動的人數成長得更快，從前一年不到800人，到2019年爬升到1,350人，救援的速度愈來愈跟不上那看不見的拉力。
大學拚命想要伸出援手。位在台北市郊風光明媚的外雙溪，東吳大學在8年前，一學年有3,800餘人次找上諮商中心尋求心理諮商，在此之後不斷往上飆升，到去年逼近8,000人次。東吳每週排150個小時的諮商，每次釋出就「秒殺」，有時還要加班擴張到170個小時，才能消化因應。學校還和社區身心科診所合作，轉介學生前往就醫。
台灣大學則擁有可能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心理治療機構，校內聘有25位專職、16位兼職諮商心理師。「服務需求不斷增加，目前看來是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廖士程坦承，台大的心理諮商1年超過1萬人次，而5年前不過6,000、7,000人次。
更多大專院校依據教育部的要求，每1,200位學生需有一位具心理治療、諮商或社工背景的輔導人員；在中、高樓層架起隱形鐵窗，教室、走廊的窗戶最多只能開15公分，頂樓加高女兒牆，還在周邊貼上可愛動物圖像，想要挽留每一條陷入黑暗的靈魂。
職涯攀升的20年，自殺通報最多
不只是大學校園，企業界也感受到沉重的壓力。從2018年的全國自殺通報可以看出端倪：有超過3萬3千人次嘗試結束自己生命，達到近12年來的巔峰。
若從年齡層分析，以35到44歲最多，佔兩成三；25到34歲以兩成躍居第2位，正是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人生起步、進入職場後的「黃金十年」；15到24歲則緊追在後。
資料來源：天下編輯部整理。
「同行都說，最近3年感覺很疲累，生重病的人相對比以前多，」為企業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天力亞太顧問公司台灣分公司健康策略總監魏懋文解釋，愈來愈多人諮商時已是需要就醫的程度，「我們一直推廣察覺自己的壓力與健康管理的重要，不要等到『發高燒』才求助。」
在亞洲各國均設有辦公室，魏懋文拿出統計數據，以往台灣企業員工求助以法律諮詢為最大宗，再來依序是人際關係、婚姻家庭等。近兩年，心理健康卻擠下其他，躍升為第2位，排名比其他國家都前面，顯示台灣的需求愈來愈高，年輕人求助比例也不斷竄升。
全台恐有200萬人承受心靈風暴
導致自殺的原因並非全然歸因憂鬱症，但憂鬱症在台灣卻被嚴重低估。「台灣自殺死亡者中，只有五成在生前曾診斷有精神疾病，憂鬱症比例約15%，」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任廖士程說，其他可能是輕度憂鬱、焦慮等。
憂鬱是人人都可能有的情緒、憂鬱症是疾病，又分輕度憂鬱症、重度憂鬱症。但憂鬱症在台灣有多嚴重，卻一直是「未知數」，因為最近一次的流行病學調查，已是距今16年前。「台灣一年有多少人？絕對不只40萬人，」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林口長庚復健及社區精神科主任張家銘斬釘截鐵。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2)
ReplyDelete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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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健保署在2019年，曾經以全民3年的就醫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得出平均每年有40萬人在健保資料勾稽為重度憂鬱症、輕度憂鬱症。但研究指出，台灣就醫率僅20%，換算下來，至少有200萬人在承受心靈的風暴。
絕大多數人想不透，該是如同初升太陽般的燦爛年華，是怎麼走進兩邊堵住、看不到一絲光芒的隧道？
若將憂鬱症的成因分為細胞內和細胞外，「細胞內指的是體質因素，約佔40%，其他60%都是細胞外的事情，」廖士程說，細胞外的原因依序為和自己相關的生活、行為事件，其次是與自己無關的生活壓力事件、性格傾向，「許多有憂鬱困擾的人有突出的性格特質，如完美主義等等。」
每一個憂鬱症個案都有不同的故事、壓力和成長過程，沒有固定的引發模式。然而導致重度憂鬱，甚而走向極端，或許有些微跡象可循。
校園、職場都怕被貼標籤，不願求助
愈不願意求助，後作用力也愈強，而這樣的情況常發生在社會所謂的「菁英」。「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台大因為都是菁英學生，事後會發現傷害發生原因，常常是不願意求助，」前淡江大學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說，他們認為自己是優等生，應該可以自己解決，反而錯失黃金介入時間點。
身為高教龍頭的台大，去年發生幾起學生自殺，教育部也介入，從軟體、硬體給予協助。但從輔導的角度來看，「他們雖然學業表現好，畢竟還年輕，可能會高估自已的能力，」一位長年在大學輔導的老師坦言，家長容易輕忽、同學也相信他自己可以解決，因為都是聰明的孩子。
以淡江大學來說，培養的都是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胡延薇舉例，學生願意求助的比例比菁英學校高，因為他們可能從國高中開始，課業上不會的地方就會去求助，願意承認自己沒有好到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連身旁的同學覺得有人不對勁，也會設法找家長或老師、教官幫忙。
她以大樓作為譬喻，有的大樓看起來傾斜，好處是容易看到危機，只要進行處理就好，有的大樓卻是看起來完好無缺，地震一來就全倒。
不敢求助，也在於擔心社會對憂鬱症的不了解，為他們貼上「標籤」。
李同宥（化名）是個穩重而安靜的男生，在一家企業工作5年，表現頗受主管肯定，但他一直有個說不出口的「祕密」。「感受得出來，憂鬱症給人負面的觀感，」李同宥說，同事中不乏跟他有相同困擾的人，有的人已經離開、有的人可能因為逃避（缺席、請假）而暴露出來，但大部份都選擇隱藏。
他還記得，有一次到標榜扶助弱勢的基金會應徵工作，無意中說出自己有憂鬱症，對方的表情露出一絲絲的驚訝，雖然隨即恢復，但李同宥看出來了。
面試結果可想而知，他從此學會保護自己，以後工作更謹慎，怕主管發現後會有所「防備」。無論是不敢給工作，或是基於保護的理由，「我不喜歡被當成不一樣的人看待，」他說。
「我沒辦法期待社會能為我們多做什麼，我們永遠是少數、永遠在跟疾病奮鬥，」他的想法有種了然之後的透徹，「我不認為企業能給予我們什麼幫助，只能努力適應社會環境。」
大學老師：處理過好幾起勒掐女友事件
如今逐漸有企業發現，因為對憂鬱症的認知不足，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兩年前，我曾在經營會議提出要引進心理輔導機制，多數主管都認為沒有必要，」在中小企業工作，一位不願具名的人資主管感嘆，看不見的是無形中增加的管理和人事成本。
引發憂鬱的原因很多，年輕人常是情緒調適或壓力管理能力不足。台灣家長一直較為注重子女的學業成績，卻忽略孩子的情緒商數（EQ），對壓力管理和情緒處理方式不是很妥當，也沒有人教他們。
「這幾年，大學盡量降低標準到修業年限達成，就能畢業，但自殺或自我傷害人數卻沒有降低，跟孩子的EQ有很大關係，」胡延薇指出。
因為少子化，每個孩子都是寶，孩子對家長予取予求。「孩子一哭鬧就滿足他的需求，長大後不懂得體諒他人，也無法接受別人沒有立即回應，」一位大學輔導老師透露，以前跟男女朋友通信要等好幾天，現在只要Line沒即時回就受不了，他處理過好幾起大學生雙手勒掐女友，「都是一時情緒失控。」
家庭問題也是諮商經常遭遇的難題。現代社會家庭錯綜複雜，從童年時期的創傷經驗（家暴、虐待、忽視），到沒有辦法從家人得到穩定而持續的支持，對年輕人造成困擾的強度都在增加。
還有父母對子女過多的期待，「門診中常有個案，不論學業或工作表現都很好，卻有強烈感受，認為自己不夠好，」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詹佳真說，進一步探究，常是他們認為沒有滿足父母對自己的期待。
部份則來自追求完美的性格，自認可以扛起重任而不知要喊「停」。在醫院看診多年，詹佳真說，許多憂鬱症的病人，都是表現很好、追求完美的員工，「企業應該給他們機會繼續留下來，讓他們好好治療。」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3)
ReplyDelete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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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要吃藥，但那讓我感覺變遲鈍」
在樂團工作、32歲的娜娜，見到《天下》記者時，露出一抹苦笑，「我已經約診，又要開始看醫生了。」她說話的語氣就像個「老手」般，敏感察覺可能扛不住自己此刻的重量。
5年前，娜娜從台北到其他縣市進行公司新場館開設，負責排表演、宣傳行銷等，剛開始的期待和興奮，不久就被沉重的工作消磨殆盡。
「我一直扛、一直扛，等到一切稍微穩定後，身體開始反撲，」娜娜描述當時的情景，整天乾嘔、吸不到空氣，在床上平躺，卻感覺雙腳在往下墜，或是胸悶、心悸等，最後甚至嚴重內分泌失調、免疫力下降，皮蛇、骨盆腔感染、蜂窩性組織炎都來了。她說，「那段時間好可怕，覺得身體不是我的。」
可能是先天因素加上個性，加速了心理疾病，娜娜分析，「我想要當我心中的『好人』，」她自承，因為努力想做這樣的人，她永遠會把自己排後面一點，「我太怕面對別人的反應，如果對方尷尬、生氣或失望怎麼辦？所以我寧願自己躲起來。」她把自己的、別人的情緒都放在內心深處，終究有一天會滿到溢出來。
然而，憂鬱症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生病，或是即使看了醫生，卻中斷治療、服藥斷斷續續。以美國和台灣做比較，張家銘拿出一份數據，診斷憂鬱症後第1個月的服藥順從性，台灣為52.1%、美國為71.6%，到第4個月美國還維持48.4%，台灣卻已經降到12.6%。
「憂鬱症在急性期至少要治療3個月，很多人連3個月都無法達到，」張家銘說，傳統上抗憂鬱劑要兩週才有效，但病患常常服藥一週就中斷，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副作用先出來，陷入低潮無助、增加自殺風險。
按時服藥，對憂鬱症患者卻是一種困難。「我知道要吃藥，但吃藥會讓我感覺變得很慢、同樣一件事情要花3倍的力氣，」名校畢業的青青（化名）覺得自己變得好笨，要花更多、更多時間去做，以免被別人發現。
娜娜形容吃藥後，心情穩定但就像個「機器人」，好像沒有靈魂一般，「藥物對我是治標不治本，沒有改變對事情的看法。」但從臨床上，卻能幫助患者度過急性期的危機。
最近因為分手再度陷入危機，娜娜自認已盡力用自己的角度理解憂鬱症，顯然還是不足，「可能我需要有人引導，我超想要去諮商。」為何不去看？「沒錢啊！平常看醫生，都要找過幾個才找到適合的，諮商還不知道要換幾個，何況每次都要2、3000元。」
失去了學校織出的網絡屏障，踏入職場後的年輕人只有靠自己。在飽受這個無形疾病折磨的人看來，好像是個無止盡的循環，跑了很長的路，卻始終看不到終點，即使他們已經努力、努力、再努力地跟生命妥協。
年損失1,500億元，生產力比醫療高昂
無形的疾病卻可能造成有形的損失。2020年全球疾病負擔，憂鬱症躍升第2位，僅次於心血管疾病，在已開發國家甚至高居第1。
韓國曾估算，憂鬱症一年造成的國家經濟負擔約40億美元，其中治療直接花費僅佔4.2%，其餘95.8%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的生產力損失（無法出席、出席卻無法發揮生產力），以及自殺者換算生產力。
資料來源：天下編輯部整理。
若以韓國模式套用在台灣，健保署從健保資料撈出憂鬱症確診患者，平均一年約40萬人，直接醫藥費至少66億台幣，換算每年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損失超過1,500億元。
沒有人可以否認，我們正面對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暗世界。「憂鬱症就像是情緒的肺炎，是可以恢復的，」曾是精神科臨床醫師、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張書森，以現今擴散到全世界的新冠肺炎比喻，一個人曾有憂鬱症，不代表他的生命中都在憂鬱，重度憂鬱治療後也會恢復。
即使不治療，教科書上記載，憂鬱症的自然史是9個月到12個月，但要一個人處在憂鬱的狀態這麼長時間，對當事者是很大的痛苦，甚至可能影響身體或腦部功能變化。
憂鬱症治療不是只有醫生、心理諮商，還需要社會環境的整體配合。從家庭、學校到職場，都需要對憂鬱症有更多的了解。
如何預防與治療？第一步先從了解開始
身兼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衛福部自殺防治諮詢委員會委員廖士程說，「過去幾年，政府雖然動起來，但仍受限心理衛生預算不足、防治網絡間連結不足的問題。」
廖士程解釋，18歲到35歲的年輕族群，發生問題的根源可能和家庭、世代和社會都有關，但台灣民眾每年分到的心理衛生預算不到2顆三角飯糰，風險控管的網絡建置也不完全。雖然校園求援管道增多、下課也可以做心理諮商，但未求援的學生可能缺席或不敢找老師，卻無法即時偵測介入。
董氏基金會從1999年開始推動心理健康，2012年進一步展開企業紓壓日。董氏心理衛生中心執行副主任戴怡君強調，現在年輕人對憂鬱症的認知愈來愈高，也願意尋求資源，但要防患未然，在校時期最好能具備良好的心理健康概念和態度，學習調適壓力的方法，企業也能提供好的工作環境和氛圍，對有需要的員工給予協助。
但或許更關鍵的是情緒教育，從小扎根，自兒童時期就建立心理健康促進概念，知道心情會有好、有壞，也知道如何檢視情緒狀態，到達什麼程度一定要開口求助。
當年輕世代以愈來愈多的憂鬱症表現，向世界求救，這個社會應該如何回應他們？需要我們拿出真正的對策，第一步，或許先從了解開始。憂鬱症是可以防治的疾病，任何人都不應放棄。
（本文經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任廖士程協助審閱，授權轉載自天下雜誌。）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4521
ReplyDelete寧可諮詢星座專家，不跟家人聊天？自殺率暴增背後：全球「不傾聽現象」
從2008年至今，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因有自殺念頭或試圖自殺而入院治療者，已經增加一倍有餘。憂鬱症的成因分為體質因素約佔40%；其他60%環境因素包括人格特質和生活壓力事件的交互作用；生活型態和社會資源。
現今青少年為何比較不容易約會、跟朋友出去、考上駕照，甚至沒有父母陪同獨自出門？
研究指出「疏離感」在男、女或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不大。然而，Z世代（第一個看著螢幕長大的世代）最容易感到寂寞，而且健康狀況比其他世代都要差。他們獨處的時間愈來愈長，因此心情和外表都很「blue」(3C螢幕反射的藍光，亦指憂鬱)。研究指出，面對螢幕的時間愈長，人就愈不快樂。沉迷於社群媒體的八年級生，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比一般人高27％。針對有打電玩習慣的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綜合分析發現，他們更容易有焦慮和憂鬱的問題。
美國大學生自殺比例每十萬人有7人，MIT是27人。透過一連串的努力，從高出於平均值300%變成53% (From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ReplyDelete1. 短短五天內台大連續發生三起重大悲劇。接到噩耗的父母如何心碎，不是當事人絕無法想像。
2. 美國大學生自殺比例每十萬人有7人，MIT曾經是27人。校方承受極大壓力，開始正視學生的課業壓力與心理健康。
3. 校方首先要求教授，檢視給學生的功課量是否合理 (雖然這並非主因，但是教授一定要率先反省)。
4. 「自救活動」：根據MIT學生自述，他們的課業壓力來源是過高的自我期許。也正因為這樣，MIT的學生發起多種「自救活動」（有群學生建立一個「讓你靠」的電話熱線；有學生在校園分送橡皮關懷手環；營造一個彼此關懷的校園風氣，讓遭遇困難的學生願意開口求救；有一個學生活動提供「治療寵物」陪伴情緒低落的學生...）。
5. 把全國第一名的高中生放在一班，只能有一個第一名。激烈的課業競爭，初次離家獨自生活，再加上其它的人際困擾，悲劇就很容易發生。
6. MIT的這些預防措施無法完全排除悲劇，但已經建立互相關懷的校園風氣。根據最新的統計，MIT的學生輕生率仍高於全國平均53%，但已經不是幾年前的400%。
7. 美國的經驗顯示，大學生最能接受同儕的關懷（可惜原作者沒有提到最關鍵的問題：如何協助學生就醫！）
成長的路上，孩子為何無聲墜落？每個孩子，都是未來的種子，傾聽陪伴、解讀孩子的心
ReplyDeletehttps://forum.nhri.edu.tw/r242/
我國生育率持續探底，少子女化現象儼然已成國安問題，然而台灣青少年(15-2歲)自殺死亡率在近10年來逐年攀升，2023年更創下每十萬人10.9人的歷年最高數字[1]，為何國家主人翁不願意長大？
2024年《流行病學與精神病科學(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期刊的研究[2]指出，1990至2021年間全球青少年自殺死亡率和生命損失人年數(Years of Life Lost, YLLs)均呈現下降趨勢，但如以國家來分析，過去30年有29個國家的自殺死亡率和生命損失人年數(Years of Life Lost, YLLs)卻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青少年及年輕成人自殺肇因於遺傳、生物、精神、心理、社會和文化等各種因素在複雜交互作用下造成的結果，不同地區與國家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某些地區迫切需要對青少年及年輕成人進行心理健康教育。
2023年，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台灣面臨青年族群自殺死亡率逐年增高的問題，在青少年(15-24歲)死因中自殺排名第二，自殺死亡率為每十萬人10.9人[3]，兒少(0-17歲)與少年(12-17歲)死因中自殺分別排名第五及第二，且與2022年相同順位。
2025年，國立中正大學報導指出[4]，依據《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023年的論文內容，教育部統計各學制的自殺死亡人數在過去10年(2013-2023)上升達2倍之多，其中大學生死亡人數在近3年超過200人，值得注意的是自殺身亡僅是冰山一角，2023年各學制自殺死亡人數總共123人，但自殺、自傷通報事件高達15,196人次。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吳佳儀理事長[5]表示：「青少年的自殺行為，其實蠻具有殺傷力的，因為它背後代表這個青少年處在極度的痛苦」，面對孩子以自戕畫下生命的句點，家長除不捨還有諸多難以理解的疑問，為何單純的孩子會以激烈手段結束生命?
一、青少年的自殺現象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定義健康包括「身體、心理/精神及社會生活中的完美狀態」，且認為「心理健康是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6] [7]」，顯見心理健康無可取代的重要性，近來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率逐年升高，青少年心理健康議題日漸受到關注，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報導指出，每年有72.6萬人自殺身亡，還有更多人自殺未遂，自殺是對生命最大的傷害，自殺遍及世界各地，是2021年全球15至29歲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8]。
青少年時期是兒童期轉為成人期的橋樑階段，青少年是人生發展的關鍵階段，這時期的孩子對新事物及新知識感到興趣與好奇，青少年時期是孩子探索與瞭解自我、發現潛能的重要階段，是人生第一個青春期，也可視為人生第一個風暴期，這階段的孩子處於轉大人的前奏，心中充滿許多迷惑、苦惱與不安的情緒[9]。青少年總是善變與矛盾，行為上讓人難以捉摸，有時候會搞神秘、搞自閉，而現在的孩子更是從出生就與接觸網路，社群媒體、網路連線遊戲…都是他們的日常。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許多研究認為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持續惡化、自殺死亡率逐年的攀升與智慧型手機及社群媒體的過度使用有關[10]。
家長們肯定十分疑惑「為何這時期的孩子看起來成熟，卻又常做出一些不經大腦的決策，常會沉不住氣，稍微講幾句就爆走」，而這原因係因青春期開始時大腦邊緣系統(Amygdala)會變得很容易興奮，因此會較為情緒化，而酬賞與獎勵對青少年有著無法抵擋的吸引力，然而負責衝動控制與情緒管理的大腦前額葉(Prefrontal lobe)則要到20多歲才逐漸發展成熟，這說明了為何青少年充滿好奇心、喜愛嘗鮮、熱愛從事冒險行為，又容易沉迷在3C產品誘惑中[11]。
這時期的孩子容易情緒大起大落，常會為了點小事就走入困境，直嚷嚷著要去自殺，也因此青少年階段可比喻為孩子的動亂期，此時期的他們充滿叛逆與矛盾傾向，行為及態度更是讓父母親感到無所適從，而進入青春期的孩子最讓父母與師長感到困擾的，除身體產生變化，在荷爾蒙影響下，情緒也變化莫測、全然不受控制，青春期的孩子就像全身都是刺的刺蝟，讓人不敢靠近，常莫名引爆脾氣造成爭吵與衝突，也因此父母及師長經常感嘆不懂青春期孩子心裡是在想什麼[9] [11] [12] ?
青少年期為壓力與風暴的時期，心理學者稱這時期為反抗期、迷失期、狂飆期…等，顯示出此時期雖是人生中充滿變化、多采多姿的黃金時期，但也是充滿挫折、矛盾與衝突的階段[13]。近年來台灣因教育改革、少子女化…等因素，為降低升學競爭與壓力，我國於2014年開辦高中全面免試升學制度，中研院研究指出為了在會考中取得較好成績，近年來學生的補習率卻是不降反升[14]，致使國、高中階段的師生陷入比過往更嚴重的升學壓力。
青少年階段的孩子除感受沉重課業壓力，還需要應對同儕間複雜的人際關係，在尋求自我認同與探索人生方向的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家庭的期待，此些都讓孩子備感壓力，然而青少年面對壓力的反應又格外劇烈，倘若壓力長期累積，不僅影響心理，甚至導致生理出現頭痛、失眠、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等狀況，這時期的青少年就像壓力鍋，容易因為調適與適應不良，轉變為不定時炸彈，而出現情緒障礙、偏差行為或身體上的狀況，導致影響學習表現與生活品質。
青春期孩子心理變化大，對他人情緒變化也非常敏感，生活中常發生讓他們感到「荒謬」的事，例如在家中感覺不被父母理解、努力備考卻因小失誤而失常、莫名的被排擠、很少與人衝突但卻被貼上叛逆標籤、總覺得無論我怎麼做在你們眼中好像都不夠好，這些對青少年來說可能是種深層的衝擊—「明明我已經很努力，為何還是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與肯定?」，付出與結果的不對等是青少年感受到的「荒謬」，在大人眼裡或許只是青春期的敏感與反應過度，但青少年感受到的情緒是如此的真實與沉重，甚至有時會轉化為對生命價值的質疑，假如一切都沒有意義，那為什麼還要繼續呢？
壓力是指正面或負面的事件改變心理或生活和諧的狀態，壓力的來源常因生活需求的不能滿足，當事件的嚴重度增加或事件數量增加時，經常會造成身心狀況調適不良而產生出壓力，在國中生族群中以「學校事件」、「身心發展事件」與「家庭事件」為前三名的壓力來源；而高中職生族群壓力來源則以「課業」、「生涯發展」及「身心發展事件」為主；大專生壓力則以「兩性關係」、「人際關係」還有「生涯發展」為主，與美國相較，我國青少年的壓力來源主要是「課業」與「學校生活」，假使家長與師長能充分了解青少年的壓力事件，早期發現並治療憂鬱的問題，將可預防自殺悲劇的發生[1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文學巨匠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 [16]在談論自殺議題時表示：「了結自己的生命是道德上的失敗，是不願意在荒謬的人生中負起責任；而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也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生命值不值得活，就等於回答哲學最基礎的問題[17] [18]」，卡繆的意思是指當我們意識到除苟活外還有自殺這個選項時，但仍不選擇以自殺來了結生命，這樣就是有意識的選擇並擁抱生命，這表示我們已跨出第一步，準備接受存在賦予的所有責任。
雖然卡繆提出生命的「荒謬」，但並不鼓勵以自殺來解決這份荒謬，而是強調與荒謬共處，進而變成一位能接受生命荒謬的英雄，卡繆嘗試在無意義的世界給予希望，使我們不至於感到絕望[19]，卡繆認為當意識到生命本身就是荒謬後，我們彷彿被賦予了契機，重新審視這僅有一次的人生，於是荒謬的人接受和擁抱生命的荒謬，並抗拒外在價值強加於人生上，然而荒謬的人並沒有其他選擇，必須籌畫生命，因為僅有自己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方式[20]，對父母與師長來說卡繆這句話背後的意涵是要我們接住並同理孩子的情緒，不要急著對孩子貼上情緒化的標籤，仔細傾聽孩子對生命價值的困惑，陪同孩子走過充滿荒謬的人生。
國民健康署「110年度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報告」指出有高達1/4(25.3%)的國中生及1/4(25.0%)的高中職學生在過去12個月內曾認真考慮自殺[21]，此時的青少年正處小孩蛻變成大人的中繼時期，對這時期的青少年來說「有效的情緒管理、因應壓力的調適以及自我察覺」等維持心理健康的方法確實不太容易，然而在快速變遷社會，此些都是維持身心健康重要的課題[22]。
二、青少年心理健康
近來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受到更多重視，如：憂鬱症、焦慮症等情緒障礙是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常見主訴，107年，衛福部委託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高淑芬教授，進行第一個全國性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報告指出約30%的學童患有任一種精神疾病，且3.1%的孩子在半年內有自殺念頭，顯見兒童與青少年憂鬱問題值得民眾關注[23] [24]。
113年，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陳亮妤司長在新聞稿中指出依據「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之流行病學調查」，兒童患有任一種精神疾病的終生盛行率達32.3%，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焦慮症、自閉症的終生盛行率分別達10.5%、10.4%及1%，身心障礙個案有嚴重情緒行為的比例更超過6成[25]。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調查[26]顯示，青少年常見自殺原因包括情感問題、課業壓力、網路以及校園霸凌等多重壓力，當負面情緒持續困擾直到無法負荷並失去希望時，只要再些許刺激就可能做出令人遺憾的決定。
成長的路上，孩子為何無聲墜落？每個孩子，都是未來的種子，傾聽陪伴、解讀孩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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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疾病是自殺相關的主要因子
自殺是種多面向的疾病，源於生物、心理、社會及環境因素複雜的交互作用，自殺身亡者共通特徵是通常患有不只一種疾病，常見有情感性精神病(例如：憂鬱症)、人格疾患、酒癮或其他精神疾病，相關研究指出絕大多數自殺個案皆能診斷出精神疾病，且精神疾病患者有較高自傷及自殺行為的風險[27]。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出版品《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內容指出[28]，自殺個案中有七成以上罹患憂鬱症，約有一成的精神分裂症會出現自殺行為，人格疾患則以反社會人格與邊緣性人格較易出現自殺行為，而一般嚴重的焦慮症、恐慌症、強迫症與畏懼症也會有自殺傾向。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出版品《自殺防治系列手冊:自殺防範指引-臨床醫師使用須知》說明[29]，研究顯示自殺身亡案例中精神疾患的盛行率約為80至100%，估計患有情感性精神病(主要為憂鬱症)的終身自殺率為6至15 %、思覺失調症則是4至10%，有些嚴重的精神疾病甚至會導致大腦功能失常，使人在思考、情緒及行為上產生極大痛苦而導致自殺，不過卻有相當比例自殺身亡者從不曾求助於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因此如何於基層醫療早期偵測及診斷、轉介與通報疑似精神疾病個案是有效防治自殺的重要步驟。
四、自殺/傷意念是青少年自殺的強力預測因子
成長過程難免遇上困境，當感到挫敗又無力調適時甚至會出現自傷行為，青少年自傷行為其實是種深沈且無言的吶喊，當心理受到情緒困擾而無法解決，自我傷害就成了抒發和處理情緒的方式，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衛教文章說明，廣義自我傷害包括自殺(suicide)與自我傷害(self-injury, self-mutilation)，自殺是指在有死亡動機或意圖下透過行動來結束生命[30]。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通訊」文章《青少年的非自殺性自傷行為[31]》的內容指出非自殺性自傷行為(Non-suicidal self-injury)容易出現在青少年中期，是完成自殺最可信的預測因子之一，非自殺性自傷是期待對身體造成少許或中度傷害、但並非自殺意圖，不過切勿忽視反覆的自傷行為，因為自傷行為仍可能會導致死亡，這種行為可視為求救訊號，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除偶而因情緒困擾而自傷，平時與一般人無異，因而不易辨識。
常見非自殺性自傷行為有咬傷自己、割傷手臂、用煙蒂燙傷皮膚、摳皮膚、干預傷口癒合、拔自己的毛髮、搥或用頭撞牆、吞食異物或利器、割傷身體器官等，而間接傷害身體的方式係指持續一段時間才會造成身體內在的傷害，如:酒精與藥物濫用[30]。
五、青少年自我傷害防治[32]
研究指出當發現孩子有自傷行為時可能產生震驚、難以接受、自責、心疼…等的感受，顯見自傷青少年家庭同樣是需要關切的族群，在面對與協助自傷青少年前，我們須理解有上述感受與反應是正常現象，唯有接納情緒、冷靜應對，將自傷行為視為家庭與親子關係重整的轉機，為孩子開啟求助管道，接納並給予信任及安全感，才是改變的開始。
可透過與專業人員諮詢以評估自傷行為及目前孩子的身心狀態，討論出合適的協助與治療方式來幫助孩子或其家庭，因為自傷青少年主要在人際互動、情緒表達及控制上出現困擾，所以需要一段被信任、關懷鼓勵與尊重的過程，重新學習情緒的表達，建立與人信任的關係及互動技巧，重新接納自己、重建自我，以下治療原則提供師長、家長或治療者參考：
釐清自己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了解與態度，給予充足安全與信任感，避免訝異、震驚或嫌惡自傷行為的反應與表現讓青少年感覺你無法了解或給予協助。
尊重並讓他理解自傷行為只是他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的他，且他也不是「會傷害自己的人」。
因某些自傷者缺乏正向人際經驗，心中認為沒有人能幫助或自己不值得他人的關心，因此對自傷者需表現持續與一致的關心、支持及信心，協助建立對人的信賴感與健康人際關係。
自傷者的家庭可能是壓力來源也可以是支持的力量，不排除可與家長接觸、聯繫與合作，整合家庭系統資源以提供治療者情緒上的支持與可行的調整方案。
應持續評估自傷的危險性及自傷行為的進展，如：傷口的檢視，除讓自傷者感受到被關心與重視，必要時也可跟醫療人員合作。
幫助自傷者建立抒發情緒困擾的方法與策略，在過程中強化成功經驗，增強自傷者正向自我控制感及自我肯定。
自傷者在自傷行為消失一段時間後，有時會再次出現自傷行為甚至有惡化的狀況，這會讓治療者或自傷者的家人感到挫敗，不過這不代表治療失敗，自傷者除容易對自己失望，也會怕讓治療者失望，此時可了解復發的可能原因，並持續關懷自傷者，表達對自傷者的信心。
六、醫療人員是自殺防治的關鍵守門人
2019年美國兒科學會醫學期刊《Pediatrics》研究[33]指出青少年自殺是全球性公共衛生的危機，研究顯示大多數的年輕自殺者(80%)，在死亡前幾個月甚至數週內曾至醫療機構就診，但僅有20%的人與心理健康專家接觸，而這可能是防治自殺的唯一機會，研究證實疾病是青少年自殺的危險因子，患有慢性病的青少年因病增加就診機會，因此兒科醫師有更多機會發現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
國民健康署出版品《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手冊[34]》說明醫院在自殺防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回顧自殺死亡者生前情緒狀態，顯示有超過九成自殺死亡者已達某種精神疾病狀態，假若能提早治療並控制心理疾患，對於降低遺憾的發生定有所助益。
在自殺自傷事件發生後自殺企圖者(Attempted Suicide)會被送抵醫院接受緊急救護，自殺企圖者可能是再次企圖自殺或自殺的高危險群，合併身體疾病是自殺的危險因子，例如：癌症、洗腎等嚴重身體疾病可能導致病人有輕生念頭，許多的慢性疾病都會合併憂鬱症而有久病厭世的自殺意念，因此第一線醫療人員實屬自殺防治中關鍵守門人的角色[35]。
七、「傾聽陪伴、解讀孩子的心」—青少年心理健康與自殺防治[36]
2022年《美國醫學會期刊網路》(JAMA Network Open)指出，在遇到心理問題時，有高達五成以上的年輕族群沒有求助或是接受治療，而「就醫費用」與「不知道在哪裡可獲得協助？」是年輕人不求助的主因。
依據2016至2021年健保就醫資料顯示，15至30歲的年輕族群中，有精神科相關的診斷者，已從22.1萬人成長到29.2萬人，總健保就醫人數占率由4.8%成長到7.0%，整體成長率為47%，而年輕族群撥打安心專線的原因，其中憂鬱傾向、家庭及人際困擾等問題就占了7成。
根據研究，年輕族群的憂鬱症發生率約為0.61%至0.74%，而盛行率則約為0.46%至0.59%，年輕族群的憂鬱症發生率在近10年來約增加20%，而依據統計年輕族群憂鬱症個案有近4成是應就醫而未就醫，顯見「憂鬱症年輕化」和「低就醫率」成為兩大隱憂，需要更多方式鼓勵民眾就醫，及早診斷與治療可避免症狀惡化或發展成為精神疾病，有鑒於此自112年8月1日起衛生福利部提供15-30歲有心理諮商需求的年輕朋友，3次免費的心理諮商。
2023年8月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陳亮妤司長在新聞稿[37]中說明「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三大重點包括：「鼓勵年輕人勇於求助」、「尋求及認識心理諮商」及「加強高風險個案醫療轉介」，衛福部期望透過此方案鼓勵遇到心理困擾的年輕人勇於求助、處理心理困擾，讓每個案都能以心情溫度計評估，及時找出高風險個案，加以預防處理，並加強轉介醫療。
學校是大部分兒童或青少年除了家庭外，花最多時間投入的地方，因此學校是教導預防青少年自殺知識最合適的場域，老師及行政人員更是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於自殺陰影的重要第一線人員，學習如何謹慎又不失尊重地對待遭逢痛苦並企圖尋短的學生，且在保持適當距離與親密度間找到適當平衡，給予同理心的同時又不失尊重，就成了青少年自殺防治最重要的課題。
當孩子出現自殺念頭並說出「爸、媽，我想要自殺」，這是個危機也是轉機，自殺是個從「想法」到「行動」的漸進過程，家長如能好好重視、傾聽並與孩子討論，將會是讓孩子感到放心與被支持的重要環節，也更能把握機會提供幫助，制止自殺的發生[38]。
當家中有自殺議題的孩子時，或許可嘗試以下方式，陪伴並遠離自殺：
(一)、學習傾聽，多陪伴少責罵
當個稱職的聽眾遠比當指導者還有效，過去家長可能為了孩子著想，替孩子做出許多的選擇或決定，當孩子出現有自殺意念時，已無法使用過去的方式來回應，此時家長需要更多的傾聽，成為孩子的忠實聽眾，接納孩子的困境，陪伴且不責罵，讓孩子知道仍有人關心與陪伴著他們。
(二)、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
學習與孩子溝通而非辦論，溝通是雙向對話，對孩子說的話要能聽得進去，且適時表達想法與感受、不進行評論，如：孩子覺得課業壓力大，家長可回應孩子「聽到你因課業而煩悶，讓我們感到擔心，有什麼我們可以幫你的嗎?」，試著對孩子表達關心，不論他們接受與否，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去面對，所謂良好的溝通：「是能表達自己想說的話，不預期對方會回應什麼，也不強求對方接受[39]。」
陳亮妤司長表示心理健康司與教育部合作建立「校園自殺個案關懷轉介流程」，積極引進「澳洲心理急救包」以建構更完善的心理健康防護網，並推動「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整合資源守護青少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促進是全球性的挑戰，也是家庭與學校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37]。
每個孩子都是顆獨一無二的種子，只是花期各有不同，有些一開始就燦爛綻放，而有些需要漫長等待與陪伴，只要父母以耐心與細心持續陪伴，陪孩子走過風風雨雨，靜靜等待花開，感受等待的幸福，也許種子永遠不會開花，也有可能未來會變成社會的棟樑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