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0/2020

兒童及青少年的憂鬱症:社會和家庭的溝通、同理、以及污名化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爸爸媽媽不來看醫生,只好我自己來看呀!

在台灣,青少年是憂鬱症的好發族群,每15人幾乎就有1人受憂鬱症所苦,而當青少年有自殺念頭時,只有十分之一會告訴父母親。你我都有可能陷入這個藍色風暴。 你我都有可能陷入這個藍色風暴。這則3分鐘動畫,帶你「理解憂鬱症」、「看見憂鬱症」,然後進一步「關心」、「陪伴」憂鬱症的親友(https://youtu.be/Q967zvmvu14 )。 




行醫以來,我覺得兒童青少年的精神病理診斷和治療最複雜,也是最困難的領域。然而,這類的患者到門診就醫的比例,近年急遽升高,雖然個人多年行醫的醫院正好地處文教區,但面對愈來愈多國中和高中生獨自前來精神科就醫,也讓我倍感壓力。

面對這些未成年的小病人,建立好關係之後,我都一定會討論,「父母親陪同未成年患者就醫」的必要性。然而,我不知道其他的醫師,如果聽到小病人有下列的反應,大家會如何面對?

  • 「我媽媽如果知道我看精神科一定崩潰」
  • 「我爸爸對憂鬱症的觀念是污名化」
  • 「父母親非常排斥精神科,他們對憂鬱症的了解都是過時而且是錯誤的」...。

基本上,在家長沒有出現之前,我都會以非藥物治療為首要考慮,這是最重要的原則。由於看診的醫藥費對未成年病人也是很大的負擔,所以我會一開始就花很多時間,教導小病人,如何和家長溝通,把家長帶來診間。家長到了診間之後,我都會說服家長,提供經濟協助、並學習接受小病人單獨進來診間看診。


求助是需要勇氣的!

台灣大學2020/11/9日發生1名女大生墜樓,沒想到2天後、11日再發生男學生在宿舍上吊輕生,心輔中心12日給全校同學發出關懷信,13日又傳出1名男同學墜樓,目前肢體多處骨折,意識不清送往醫搶救。台大

短短五天內台大連續發生三起重大悲劇,接到噩耗的父母如何心碎,不是當事人絕無法想像。

1. 憾事的發生有非常多種因素同時在影響,但很多人會傾向於進行單一歸因,並不恰當。

2. 自我傷害的事件可能會造成他人的模仿,尤其是年輕族群。「六不六要」的原則希望媒體自律。

3. 「若一個人想離開人世,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他」這個說法只能是「部分正確」,對當事人的幾句寒暄、關懷,都有可能成為打消念頭的關鍵。








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20-mainland-depression-screening/
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132


《那些年輕殞落的生命 青少年憂鬱與自殺不容忽視》

From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青少年憂鬱普遍但被忽略
👉《經濟學人》針對「Z世代」(1997年後出生)調查,詢問同儕間最重要的議題,有高達70%、來自不同社經家庭的人,都認為是焦慮和憂鬱。
👉美國心理學會針對全球八大工業國家的研究也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新鮮人,表現出符合診斷的精神疾病,以重度憂鬱症最常見、其次為廣泛性焦慮症。

#青少年自殺數據攀升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統計,從2009年到2017年,大專院校自殺致死的人數從52人降到47人,2019年卻升高到59人。
👉有自殺行動的人數從前一年不到800人,到2019年爬升到1,350人。
👉台大校內聘有25位專職、16位兼職諮商心理師。心理諮商1年超過1萬人次,而5年前不過6,000、7,000人次。

#民眾對憂鬱症標籤仍存就醫不足
👉2015-2017年健保就醫資料分析,平均每年有40萬人為重度憂鬱症、輕度憂鬱症。但研究指出,台灣就醫率僅20%,換算下來,至少有200萬人在承受心靈的風暴。

#憂鬱症治療中斷率高
👉診斷憂鬱症後第1個月的服藥順從性,台灣為52.1%、美國為71.6%,到第4個月美國還維持48.4%,台灣卻已經降到12.6%。

#憂鬱症造成生產力損失與負擔大於醫療花費
👉2020年全球疾病負擔,憂鬱症躍升第2位,僅次於心血管疾病,在已開發國家甚至高居第1。
👉韓國曾估算,憂鬱症一年造成的國家經濟負擔約40億美元,其中治療直接花費僅佔4.2%,其餘95.8%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的生產力損失(無法出席、出席卻無法發揮生產力),以及自殺者換算生產力。
👉若將韓國模式套用在台灣,健保署從健保資料撈出憂鬱症確診患者,平均一年約40萬人,直接醫藥費至少66億台幣,換算每年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損失超過1,500億元。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132


    9 comments:

    1. 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20-mainland-depression-screening/
      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小疏完全沒想到,在她流淚講述自己的痛苦後,那位老師的反應竟然是「叫輔導員過來」,還要通知家長。

      此前一切還很正常。在學校安靜的心理諮詢室裏,剛上大三的小疏不知不覺就把抑鬱情緒暴露出來了。「狀態好差,很痛苦,學業的壓力好重,要跟那麼多優秀、努力、善於投機的同學競爭,有時會想着死的事情。」她說,「但還好沒有出現軀體化症狀,睡眠也還好。」

      「太危險了。」聽完後,那位老師丟下這麼一句話,準備打電話給小疏的輔導員,還要求她提供父母的電話。小疏一聽就急了,很生氣,真的很生氣,信任感轟然消失。

      小疏在中國北方一所名牌大學唸書,從大二開始被抑鬱情緒困擾,並在那年暑假去醫院確診了中度抑鬱和輕度焦慮。她吃了一個暑假的藥後緩解很多,停藥了。但升上大三後,沉重的課業壓力讓一切捲土重來。

      在一個病友群裏交流時,一位心理學專業研究生建議小疏去學校心理諮詢室。他們以為,一所名校的心理諮詢室,總該會專業些、得體些,卻萬萬沒料到它會如此不專業。

      那一次遭遇後,小疏認為「體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所以,當中國政府公布將進行抑鬱症篩查時,她的下意識反應是恐懼與不適。「這真是要抑鬱症患者的命啊。嫌我們死得慢,推我們一把啊。」在社交媒體上,她寫下這句話。

      2020年9月11日,中國國務院衞生與健康委員會公佈《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宣佈各類體檢中心將在體檢項目中納入情緒狀態評估,供體檢人員選用。同時,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抑鬱症篩查」這一名詞進入公眾視野,爭議聲四起,抑鬱症患者、心理諮詢師和精神科醫生都對這一方案表達了擔憂。在上海擔任精神科醫生的姚灝對端傳媒表示,如果沒有後續支持性服務,對抑鬱症患者的隱私保護、篩查後的診斷和治療跟不上,不能改變學生的心理狀況,篩查就沒有任何好處。

      據《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顯示,中國抑鬱症患病率達到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另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整理,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在23.8%。他們中的一些人鼓起勇氣向學校求助後,卻和小疏一樣,不但沒有被理解,反而被暴露隱私、甚至被學校勸退。在安全氣墊尚未完全鋪好、承接住他們之際,一面篩查的網已躍躍欲試地打開了。

      2012年6月2日安徽省合肥市,一個學生在午休時間小睡一會。
      2012年6月2日安徽省合肥市,一個學生在午休時間小睡一會。圖: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來自父母的壓力:「你是媽媽的希望,你這樣了我可怎麼辦」

      抑鬱症是如何一點點觸發出來,小疏記得很清楚。那時她上大二,中文系的課業在這一年最重。她幾乎每天都在熬夜趕論文,過着「007」的生活,一週七天,每天通宵學習。有時想睡也睡不着,失眠嚴重。

      「我只是太累了,又累又無望。」她說。大一結束,她失去保研的希望,而想去的專業考研又非常艱難,令她畢業後從事文學研究的理想變得飄渺——從高一開始給自己找到的人生唯一意義、入世生活的理由崩塌了。

      那一年,每一個失眠的夜晚,她都在想着死。直到暑假回家,換了環境,她想再嘗試一下求生,便和媽媽講了,在媽媽的理解和陪同下去了醫院,確診為抑鬱症。

      「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其他國家,成長,包括學生進入到社會之後的壓力其實是越來越大的,它要求一個人不斷地努力和奮鬥,保持一個比較強、比較高昂和熱情的情緒狀態。」在國內高校從事心理諮詢的王宇景對端傳媒表示。

      在王宇景的經驗和觀察之下,大學生甚至到高中生,抑鬱症的發生都跟整個社會競爭的壓力氛圍有關。「父母有意無意的言傳身教,傳遞了對於家庭來講過高的目標,這跟整個家庭和家族在社會系統的位置和競爭關係是有關的。」他說,「子女承擔了過多的屬於父母的壓力,成人之後可能會更容易承擔周圍人的壓力和系統的壓力。」

      生長在北京、如今已步入職場的李玥,很小時就感覺到這種壓力了。「在北京,剛出生的孩子就要進行各種訓練,說話走路只是最基本的。三歲的孩子參加各類興趣班,學鋼琴、繪畫、口算等等,早已形成社會風氣。相反,一個順其自然,肆意成長,沒有早早就扛上同齡人壓力的孩子,會被嘲笑『什麼都不會』、『腦子不好』。」她說。

      上高中後,這種競爭表現得具體而直接,「勾心鬥角」蔚然成風。「如何讓排名靠前的學生心裏不舒服、如何博得老師和校領導的喜愛,更有甚者,想辦法讓好學生生病。學習好的學生在那些不夠優秀的學生眼裏就像眼中釘,讓人想要除之而後快。」她描述了高中同學之間的「鬥爭」方式。

      這些壓力在李玥心裏一點點堆積。成為好學生不是她的目標,不過是為了父母的期待、讓老師喜歡、讓高考更順利。平時不太會讓家裏人擔心的她,獨自承受着內心的重負。直到壓力變成雪球,她無法再承受。

      那是高一那年的事了。有一次考試,她的成績不是太好,心裏升起了強烈的自責感,覺得自己達不到家人的期待,老師也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去了,被老師在意的學生提問能得到更耐心的回答。她覺得自己被忽視了。

      對成績的擔憂,對未來的不確定,諸多壓力累積在一起,李玥崩潰了。她想過幾種自殺方式,最後選擇了跳樓,「可能死得比較難看,但這是最快也最不容易察覺到痛苦的死法。」

      那天,她把自己鎖在房間,半個身子從窗戶探了出去,是母親撬壞鎖衝進來,把她拉回來了。被拖住的李玥沒有哭,對着母親說了一句話:「我好累。」

      要到很多年以後,她已經念大四了,第一次去醫院就診,才明白抑鬱症早就纏上她了。那時,她的病情已經發展到雙相情感障礙,即抑鬱症和躁狂症的結合。

      王宇景在高校見過不少這樣的學生,來自父母的期待和社會的競爭壓力,成為壓垮他們的稻草。「還有一種情況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太多的選擇,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承擔得太少,做的選擇太少,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和未來的方向,不知道什麼事情做起來有意義,有點像北大心理中心副教授徐凱文所說的空心病。」他說,「這兩部分還可能在同一個人、同一個家庭裏存在。父母在該幫孩子承擔的時候沒有承擔,比如夫妻之間的矛盾、情感的糾葛,讓孩子都看到了,並且通過拉扯孩子站到自己這邊去承受這些東西。而在選志願、選職業方向,孩子又沒有決定權,都被父母包辦了。」這些都成為當代學生抑鬱症的來源。

      在另一位高校心理諮詢師陳寧的經驗中,人際關係和感情問題是她所在學校學生患病的兩大主要原因。「可能一些名牌學校裏,學業壓力佔比較大,我們這裏人際和情感佔比高一點,其次是學業和親子關係。」她說。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椰子,便是在大三下學期,因與異地戀男友分手而陷入低落情緒。本來在準備考研,卻一點都不想考了,腦子裏不進東西。去醫院問診,被診斷為輕度抑鬱。

      因抑鬱症被休學後,她在家裏承受的壓力更大了。「媽媽會說,你是媽媽的希望,你這樣了我可怎麼辦啊?她還會說,我就知道自己命苦,看我忙來忙去的,也沒人憐惜我,這麼累也沒人關心。」椰子說。她從小乖巧懂事,學習成績好,是那種讓家長放心的孩子,母親的話令她更加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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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20-mainland-depression-screening/
      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陷入抑鬱狀態的大學生們,不少已經有對抑鬱症的概念,願意去尋求諮詢與治療。但中國精神衞生資源的現狀,卻不甚理想。接受端傳媒採訪的抑鬱症患者們,都表示自己在和學校老師交流的過程中,受到了二次傷害。

      椰子在醫院問診後,打電話告訴了媽媽。遠在老家的媽媽擔心,又打給了她的班級老師,請求老師開導她。沒想到,老師強行找她談話後,直接通知家長把椰子領回家。「老師談話就是例行公事,確認了病情後,怕擔責任,就讓我回家,不要在學校裏。」椰子回憶道。

      回家後,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媽媽先是罵她,隨後又哄她,她不想理,只是窩在房間裏不出門,獨自消化。作息飲食不規律,驟然發胖,沉默寡言。

      小疏在學校心理教室諮詢後,被扣下了,心理老師要求她父母帶她回去。小疏大鬧了一場,直到學院黨委書記過來把她帶回了辦公室。書記安撫她說,學校的心理諮詢很不專業,這位心理老師以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老師,以後若有事去看精神科,或者找外面的心理諮詢。一切才平息下來。

      像小疏一樣的案例,姚灝看過太多,他知道的抑鬱症學生被休學、隱私被曝光的情況亦不少。 最為人熟知的近期案例是北京大學畢業生、脱口秀演員李雪琴。她在大三時懷疑自己得了抑鬱症,求助北大心理中心,中心的老師要將此事告訴他們學院老師。據李雪琴自述:「我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告訴學院,因為我不想讓我媽知道。可他們還是告訴學院了,這是我對北大最失望的一次。」此外,患者在求職、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面臨歧視。就在10月13日,山東威海一名女大學生就因抑鬱症而被航空公司拒絕登機。

      「如果學生前來諮詢抑鬱症,諮詢師是否要打破保密原則,告知家長和院系其他老師?」王宇景提出這一關鍵問題,「目前國內和國外通行的是:如果來訪者有危機情況,確實有必要打破保密原則,但這會在諮詢剛開始的時候寫在協議裏,告知來訪者,主要是從他的生命安全和整體利益的角度去考慮,一般來說他們是能接受的。但如果很唐突,沒有跟來訪者講保密例外,或者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和知曉就通知家長和老師的話,確實會造成信任問題和矛盾。」

      精神科醫生姚灝曾經在網絡上做過一個調查:現在國內大學裏的心理健康服務怎麼樣,能幫學生解決心理困擾嗎?

      他收到了22條回覆,其中只有4位回覆者表示不同程度的肯定,其餘均認為不能,並講述了自己的糟糕體驗,「不被重視,百般敷衍」,「甚至做不到基本的尊重」,「個人隱私完全無法保密」,「只是為了維穩防事」,「像教導主任,講大道理,結束後心裏更沉重了」……

      去醫院求診精神科醫生,對抑鬱症患者來說也是碰運氣的事。

      李玥在大四那年終於去了醫院問診。那時,她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對一切失去興趣,在家坐在椅子上可以一整天不動,除非飢餓和想要去廁所。需求變得很少,心裏常常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但依然動不了。這種狀況持續了兩週時間。接下來又突然變得異常積極向上,覺得這個世界沒什麼難事,一幅「有志者事竟成」的樣子。

      她上網一查,發現這不是單純的抑鬱症,而是有雙相情感障礙的跡象,於是去醫院尋找答案。

      在醫院,跟醫生聊着聊着,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運氣好,她遇到一個態度友好、願意傾聽的醫生,也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但依然無法得到足夠的治療。醫生告訴她說,「你還是學生,所以我給你寫得簡單些,免得影響你的前途。但你必須清楚自己的狀況。」

      那時李玥才知道,精神疾病會被記錄進國家系統裏,開藥、住院都需要錄入個人信息。而一旦進入系統,可能會影響她大學能否順利畢業。尤其是「雙相情感障礙」這一疾病,醫生若記入系統,她甚至可能被強制送進醫院,哪怕她可以正常學習生活。

      醫生告訴她,再觀察一下,「如果有加重一定要過來,我給你開藥。」他說。李玥臨出門時,他又叫住她,說:「無論如何,不要死。」那句話,李玥一直記着。

      雙相情感障礙錄入系統,指中國衞生部門在2000年後建設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統」。按照這一系統的規定,六類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雙相情感障礙、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患者需要錄入系統,橫向上公安、衞生、民政、政法委四個部門有查看權限,縱向則直達社區。凡是被錄入系統的患者,會被重點關照,遇到節假日、重大活動或會被重點盯守,甚至可能發生李玥的醫生所說的「強制入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人士告訴端傳媒,這一系統當初在建設時,是為了避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後消失在人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但系統還相對簡單,只是按照六類疾病進行申報登入,沒有區分程度。「比如症狀較輕的雙相情感障礙,對公共安全不具有危害性,但還是得錄入。」他說。

      李玥運氣較好,第一次問診遇到了為患者考慮的醫生。但她此後在北京安定醫院和北醫六院兩家北京最好的精神專醫院問診,體驗非常不好。「北醫六院的專家毫無耐心,閉眼聽人講話。」她說,「安定醫院的門診掛號很不穩定,只是排號,不能確定是哪個醫生看,輪到哪個是哪個。這樣導致的一個問題是,每次醫生都會問同樣的問題,而且對你的病情完全陌生,只憑病例的三言兩語開藥;開藥也不考慮病人病情,而是按吃了多久的藥來開。」

      2015年10月18日中國河南省,中國國旗下學生們在高中的操場上練習太極拳。

      她想好了,去了什麼也不說,咬死一句話:「老師,我不想自殺了。」

      如此現狀下,中國衞健委公布的文件稱,到2022年,在試點地區初步形成全民關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參與抑鬱症防治工作的社會氛圍。這也意味着,文件中所說的抑鬱症篩查,或會在2022年之前在試點地區(一般是指省會城市、東部沿海地區)開展。

      篩查的消息,讓抑鬱症患者不安。

      「就像我的遭遇一樣,所謂體制是不可以信任的,把我們的疾病向陌生人公開、向我們不信任的人公開,是一種殘忍的羞辱。」小疏說。

      在她看來,老病人知道抑鬱症被公開後的利害,也知道量表如何造假,所以如果碰到篩查,大多會選擇偽裝。但不知利害的新患者,可能真的會吐露心聲,從而被篩查出來,遭受一系列歧視,「最可憐的其實是他們。」她說。

      實際上,中國高校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在新生入學時進行心理調查。李玥剛進大學時,便收到了學校發給新生的心理情緒調查問卷。隨後,她被單獨叫到了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辦公室。一開始她還一頭霧水,但很快就反應過來:問卷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是否想過自殺」,她選了「是」。

      去辦公室的路上,她就想好了策略,去了什麼也不說,咬死一句話:「老師,我不想自殺了。」最後老師沒有辦法,讓她離開了。

      「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找我見面不過是應付學校的任務。水平不夠的人,開口也不放心啊。」她說,「如果我知道寫真心話會被叫進辦公室,我一定會寫心情非常好,從小到大都積極向上。」

      而對於心理諮詢老師和精神科醫生來說,篩查面臨的問題還很多。

      姚灝說,篩查有很多細節問題,在什麼場所、用什麼工具去篩查、篩查的頻率是多少、誰來做篩查、篩查後相關的支持性服務有哪些,這些細節問題都會影響到篩查的利與弊,目前都還在探索,沒有答案。

      同時,公共衞生服務講求成本效益比,篩查的成本比較低、效益比較好,才值得做。這裏的效益,指的是對患者的效益,醫學裏會用症狀的改善、壽命的延長、有質量的生活生命、活得是不是有價值這樣的指標來衡量。

      成本則是錢夠不夠、人力資源是否足夠。若在學校裏進行篩查,那很可能就是學校的心理諮詢老師、校醫、輔導員、心理委員去做。「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非常非常少,質也不太理想,他們對精神疾病的態度是什麼樣的也很難說。如果比較片面、負面,知道你可能有抑鬱症,對你另眼相看,就會很影響到學生未來的情況。」姚灝說。

      篩查之後,還得跟上診斷和治療。「篩查不等於診斷,它只是為了提高疾病的識別率所採用的辦法。如果一個地方患病率很高,但他又不願意去醫院看病,這種情況下用篩查這種比較偏主動的方式去發現患者,目標是希望儘可能多地發現疑似患者。」姚灝說,「但篩查後學生到底是不是罹患精神疾病,真陽性還是假陽性,學校諮詢老師是不能診斷的,只能精神科醫生來做。診斷之後若確診陽性,後面再跟上治療。」

      而這時,又會面臨精神科醫生的數量是否足夠。「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如果都查出來了,都來醫院尋求幫助,我們是不是能提供這麼多服務,也得打一個問號。」姚灝說,中國14億人,只有4萬名不到的精神科醫生,相當於每10萬人中只有不到3個醫生。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顯示,在俄羅斯和美國,這一數字是每10萬人中有11到12個。此外,醫生資源分佈亦極不平均,東部沿海、北上廣比較多,西部地區,西藏青海甘肅精神科醫生的人數則非常少。中國的心理諮詢師數量在未來十五年內的缺口達到200萬到300萬人。

      在姚灝看來,篩查若能夠起到科普、宣傳和教育的作用,讓更多人了解抑鬱症、去污名化、讓患者願意主動到醫院來就診,是篩查可能好的一面。「中國抑鬱症的識別率非常低,大概十分之一,也就是10個抑鬱症患者裏只有一個人知道自己有抑鬱症,會去醫院就診。在知道自己有抑鬱症的人裏面,真的會去接受正規治療的人,不管是心理諮詢渠道還是藥物渠道,也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姚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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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 (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020-mainland-depression-screening/
      祁十一 特約撰稿人 祁十一 發自香港2020-10-20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將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下週將推出第二篇,聚焦在疫情下爆發心理問題的中小學生。


      2008年2月16日昆明,模特兒公仔從公寓商店的櫥窗望向城市。


      尾聲

      椰子在家裏呆了幾個月後,在大四下學期重返校園。輕度抑鬱的她強迫自己回到學校,去完成畢業論文、拿畢業證,去和人接觸。所幸,指導畢業論文的老師和學姐人很好,她也慢慢走出來了。

      正在念大四的小疏,得到來自母親的完全接納和理解,家成了她強大的後盾。確診後,母親甚至對她說:「索性回家啃老吧,我養你;或者不讀了,去學你喜歡的甜品,過輕鬆一點的生活。」小疏感激母親的理解,「她也不再把我進名校當成一種驕傲了,知道這樣說我會有壓力。」

      父親也終於同意了小疏出國讀書的請求,願意提供經費支持她。新的可能性打開,人生不再是前路無着的狀態。「國外的文學研究更開放一些,更何況人文學科需要言論自由,我有喜歡的老師說自己的論文發不出去,國內審查越來越嚴格了。這樣下去我的思想會自我設限,無法做出好的研究,所以會期待出國,現在更是想着快點跑。」小疏說。

      李玥如今在北京的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她隱瞞了自己的病情,因為在她看來「中國沒有公司可以允許有精神疾病的人工作」。2008年,位於上海的IBM公司就因辭退抑鬱症員工而被該員工告上法庭。一些網絡論壇上也會出現抑鬱症患者被公司辭退而上網求助的信息。

      這一年來,李玥發病的頻率不高,到目前為止只有一次。發病時,她強忍着,有人的時候表現得什麼事都沒有一樣,即便頭痛欲裂,渾身無力,也要假裝自己一切如常;即便內心崩潰,情緒失控,也要表現得積極向上。沒人的時候也忍着,但至少可以表現出難受、不舒服、傷心。

      抑鬱症篩查的消息,打破了她內心維持已久的平衡。「我很害怕。我怕這條新聞描述的事在實際操作中得到重視。」她說,「它忽略了真正的受眾只會更加痛苦,說不定會提高患者的自殺率。」

      而她唯一的希望,是這條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會被相關工作人員敷衍了事,不會被認真對待。

      應受訪者要求,小疏、李玥、椰子、陳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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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情緒風暴來襲!15-17歲青少年6.8%罹重度憂鬱症
      2020/10/22 07:22:00
      https://bit.ly/3nnGKf5

      台大連2起憾事 衛福部:青少年3成有精神障礙
      2020-11-12 14:41 聯合報 / 記者陳雨鑫/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5009658

      國立台灣大學近期連三日發生二起學生輕生事件,9日下午歷史系女學生墜樓、11日男學生於宿舍輕生,由於9日至13日恰好是台大的期中考周,引發各界關注,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也在臉書貼文表示「無法相信」;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表示,不少調查都顯示現代人的心理壓力遠高過於過去,曾針對青少年做調查約三成有精神疾病,大學生的比例也大約是如此,呼籲社會應增加對彼此的關心,降低憾事發生。

      開業精神科醫師楊聰財表示,頂尖大學的學生,大多對於自我要求高,根據過往大學生輕生的因素,以學業、感情、同儕、家庭為最多,根據研究顯示,輕生身亡者約有九成五有精神狀況或障礙,其中多達七成為憂鬱症,但實際上有病勢感,又願意去找精神科醫師的人,僅有三成。

      連續三天二起台大同系學生輕生事件,楊聰財也說,憂鬱或負面的情緒是有可能擴大影響他人的,呼籲親友間若是發覺身旁有人過度焦慮、緊張、憂鬱,應給予協助,多與他們說說話,或是陪伴就醫等,也呼籲民眾,別把心理疾病當作是一時的,自殺防治協會推出「心情溫度計」,可透過自我檢測,隨時檢視自己的心理狀態。

      他呼籲,心理狀態不是等到痛苦不堪才去面對,平時只要有一點不舒服就應該要自我檢視,適時向專業醫師求助。

      諶立中表示,20年前,台大大學生是很明確的,畢業等於宣布有工作或是出國讀書等,但是現在不同,就業環境多元,不管是誰都要自我創造打拚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也導致學生容易徬徨;加上整個社會壓力比以前壓力大很多,競爭力強,加上感情議題等,大家自主性提高,相對自我決定權力增加,責任也增加,不如預期也增加。

      諶立中表示,過去曾做過小五、小六、國一的學生情緒障礙的調查,發現有三成的青少年有情緒障礙,其中以過動最高,憂鬱症等也占多數;大學生理論上也是差不多的比例,他認為現在的學子心理健康不如過往,各界應該要更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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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1)
      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132

      憂鬱症,已經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課題。從18歲到35歲的年輕世代,幾乎每一個人都說得出朋友罹患憂鬱症,每一個人都親身見證或聽聞至少一個悲傷的故事。「我也有朋友有憂鬱症,其中一位不久前才『走』了,」33歲、在3月才走馬上任的新竹市政府行政處處長黃任瑋點了點頭。

      當眼睜睜看著朋友、親人逃脫不出黑暗時,身為陪伴者的人或是徘徊、或是刻意保持距離,「我知道她的狀況,但我不敢問,」林郁馨(化名)說起一度深陷憂鬱的朋友,「因為我不在她的身邊,怕挖了卻承擔不起,不知道該如何幫她。」

      《經濟學人》針對「Z世代」(1997年後出生)調查,詢問同儕間最重要的議題,有高達70%、來自不同社經家庭的人,都認為是焦慮和憂鬱。美國心理學會針對全球八大工業國家的研究也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新鮮人,表現出符合診斷的精神疾病,以重度憂鬱症最常見、其次為廣泛性焦慮。

      窗戶只開15公分、頂樓圍牆貼可愛動物
      大學校園內,正在進行一場搶救生命大作戰。「憂鬱症已經是大學面臨的最大挑戰,」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姚淑文的表情嚴肅。他們站上第一線,卻也是校園的最後一線。

      因為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統計,從2009年到2017年,大專院校自殺致死的人數從52人降到47人,2019年卻升高到59人。有自殺意圖並付諸行動的人數成長得更快,從前一年不到800人,到2019年爬升到1,350人,救援的速度愈來愈跟不上那看不見的拉力。

      大學拚命想要伸出援手。位在台北市郊風光明媚的外雙溪,東吳大學在8年前,一學年有3,800餘人次找上諮商中心尋求心理諮商,在此之後不斷往上飆升,到去年逼近8,000人次。東吳每週排150個小時的諮商,每次釋出就「秒殺」,有時還要加班擴張到170個小時,才能消化因應。學校還和社區身心科診所合作,轉介學生前往就醫。

      台灣大學則擁有可能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心理治療機構,校內聘有25位專職、16位兼職諮商心理師。「服務需求不斷增加,目前看來是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廖士程坦承,台大的心理諮商1年超過1萬人次,而5年前不過6,000、7,000人次。

      更多大專院校依據教育部的要求,每1,200位學生需有一位具心理治療、諮商或社工背景的輔導人員;在中、高樓層架起隱形鐵窗,教室、走廊的窗戶最多只能開15公分,頂樓加高女兒牆,還在周邊貼上可愛動物圖像,想要挽留每一條陷入黑暗的靈魂。

      職涯攀升的20年,自殺通報最多
      不只是大學校園,企業界也感受到沉重的壓力。從2018年的全國自殺通報可以看出端倪:有超過3萬3千人次嘗試結束自己生命,達到近12年來的巔峰。

      若從年齡層分析,以35到44歲最多,佔兩成三;25到34歲以兩成躍居第2位,正是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人生起步、進入職場後的「黃金十年」;15到24歲則緊追在後。


      資料來源:天下編輯部整理。

      「同行都說,最近3年感覺很疲累,生重病的人相對比以前多,」為企業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天力亞太顧問公司台灣分公司健康策略總監魏懋文解釋,愈來愈多人諮商時已是需要就醫的程度,「我們一直推廣察覺自己的壓力與健康管理的重要,不要等到『發高燒』才求助。」

      在亞洲各國均設有辦公室,魏懋文拿出統計數據,以往台灣企業員工求助以法律諮詢為最大宗,再來依序是人際關係、婚姻家庭等。近兩年,心理健康卻擠下其他,躍升為第2位,排名比其他國家都前面,顯示台灣的需求愈來愈高,年輕人求助比例也不斷竄升。

      全台恐有200萬人承受心靈風暴
      導致自殺的原因並非全然歸因憂鬱症,但憂鬱症在台灣卻被嚴重低估。「台灣自殺死亡者中,只有五成在生前曾診斷有精神疾病,憂鬱症比例約15%,」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任廖士程說,其他可能是輕度憂鬱、焦慮等。

      憂鬱是人人都可能有的情緒、憂鬱症是疾病,又分輕度憂鬱症、重度憂鬱症。但憂鬱症在台灣有多嚴重,卻一直是「未知數」,因為最近一次的流行病學調查,已是距今16年前。「台灣一年有多少人?絕對不只40萬人,」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林口長庚復健及社區精神科主任張家銘斬釘截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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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2)
      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132

      衛福部健保署在2019年,曾經以全民3年的就醫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得出平均每年有40萬人在健保資料勾稽為重度憂鬱症、輕度憂鬱症。但研究指出,台灣就醫率僅20%,換算下來,至少有200萬人在承受心靈的風暴。

      絕大多數人想不透,該是如同初升太陽般的燦爛年華,是怎麼走進兩邊堵住、看不到一絲光芒的隧道?

      若將憂鬱症的成因分為細胞內和細胞外,「細胞內指的是體質因素,約佔40%,其他60%都是細胞外的事情,」廖士程說,細胞外的原因依序為和自己相關的生活、行為事件,其次是與自己無關的生活壓力事件、性格傾向,「許多有憂鬱困擾的人有突出的性格特質,如完美主義等等。」

      每一個憂鬱症個案都有不同的故事、壓力和成長過程,沒有固定的引發模式。然而導致重度憂鬱,甚而走向極端,或許有些微跡象可循。

      校園、職場都怕被貼標籤,不願求助
      愈不願意求助,後作用力也愈強,而這樣的情況常發生在社會所謂的「菁英」。「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台大因為都是菁英學生,事後會發現傷害發生原因,常常是不願意求助,」前淡江大學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說,他們認為自己是優等生,應該可以自己解決,反而錯失黃金介入時間點。

      身為高教龍頭的台大,去年發生幾起學生自殺,教育部也介入,從軟體、硬體給予協助。但從輔導的角度來看,「他們雖然學業表現好,畢竟還年輕,可能會高估自已的能力,」一位長年在大學輔導的老師坦言,家長容易輕忽、同學也相信他自己可以解決,因為都是聰明的孩子。

      以淡江大學來說,培養的都是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胡延薇舉例,學生願意求助的比例比菁英學校高,因為他們可能從國高中開始,課業上不會的地方就會去求助,願意承認自己沒有好到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連身旁的同學覺得有人不對勁,也會設法找家長或老師、教官幫忙。

      她以大樓作為譬喻,有的大樓看起來傾斜,好處是容易看到危機,只要進行處理就好,有的大樓卻是看起來完好無缺,地震一來就全倒。

      不敢求助,也在於擔心社會對憂鬱症的不了解,為他們貼上「標籤」。

      李同宥(化名)是個穩重而安靜的男生,在一家企業工作5年,表現頗受主管肯定,但他一直有個說不出口的「祕密」。「感受得出來,憂鬱症給人負面的觀感,」李同宥說,同事中不乏跟他有相同困擾的人,有的人已經離開、有的人可能因為逃避(缺席、請假)而暴露出來,但大部份都選擇隱藏。

      他還記得,有一次到標榜扶助弱勢的基金會應徵工作,無意中說出自己有憂鬱症,對方的表情露出一絲絲的驚訝,雖然隨即恢復,但李同宥看出來了。

      面試結果可想而知,他從此學會保護自己,以後工作更謹慎,怕主管發現後會有所「防備」。無論是不敢給工作,或是基於保護的理由,「我不喜歡被當成不一樣的人看待,」他說。

      「我沒辦法期待社會能為我們多做什麼,我們永遠是少數、永遠在跟疾病奮鬥,」他的想法有種了然之後的透徹,「我不認為企業能給予我們什麼幫助,只能努力適應社會環境。」

      大學老師:處理過好幾起勒掐女友事件
      如今逐漸有企業發現,因為對憂鬱症的認知不足,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兩年前,我曾在經營會議提出要引進心理輔導機制,多數主管都認為沒有必要,」在中小企業工作,一位不願具名的人資主管感嘆,看不見的是無形中增加的管理和人事成本。

      引發憂鬱的原因很多,年輕人常是情緒調適或壓力管理能力不足。台灣家長一直較為注重子女的學業成績,卻忽略孩子的情緒商數(EQ),對壓力管理和情緒處理方式不是很妥當,也沒有人教他們。

      「這幾年,大學盡量降低標準到修業年限達成,就能畢業,但自殺或自我傷害人數卻沒有降低,跟孩子的EQ有很大關係,」胡延薇指出。

      因為少子化,每個孩子都是寶,孩子對家長予取予求。「孩子一哭鬧就滿足他的需求,長大後不懂得體諒他人,也無法接受別人沒有立即回應,」一位大學輔導老師透露,以前跟男女朋友通信要等好幾天,現在只要Line沒即時回就受不了,他處理過好幾起大學生雙手勒掐女友,「都是一時情緒失控。」

      家庭問題也是諮商經常遭遇的難題。現代社會家庭錯綜複雜,從童年時期的創傷經驗(家暴、虐待、忽視),到沒有辦法從家人得到穩定而持續的支持,對年輕人造成困擾的強度都在增加。

      還有父母對子女過多的期待,「門診中常有個案,不論學業或工作表現都很好,卻有強烈感受,認為自己不夠好,」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詹佳真說,進一步探究,常是他們認為沒有滿足父母對自己的期待。

      部份則來自追求完美的性格,自認可以扛起重任而不知要喊「停」。在醫院看診多年,詹佳真說,許多憂鬱症的病人,都是表現很好、追求完美的員工,「企業應該給他們機會繼續留下來,讓他們好好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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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最心痛的損失 (3)
      作者 林倖妃 蔡立勳 2020-11-12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132


      「我知道要吃藥,但那讓我感覺變遲鈍」
      在樂團工作、32歲的娜娜,見到《天下》記者時,露出一抹苦笑,「我已經約診,又要開始看醫生了。」她說話的語氣就像個「老手」般,敏感察覺可能扛不住自己此刻的重量。

      5年前,娜娜從台北到其他縣市進行公司新場館開設,負責排表演、宣傳行銷等,剛開始的期待和興奮,不久就被沉重的工作消磨殆盡。

      「我一直扛、一直扛,等到一切稍微穩定後,身體開始反撲,」娜娜描述當時的情景,整天乾嘔、吸不到空氣,在床上平躺,卻感覺雙腳在往下墜,或是胸悶、心悸等,最後甚至嚴重內分泌失調、免疫力下降,皮蛇、骨盆腔感染、蜂窩性組織炎都來了。她說,「那段時間好可怕,覺得身體不是我的。」

      可能是先天因素加上個性,加速了心理疾病,娜娜分析,「我想要當我心中的『好人』,」她自承,因為努力想做這樣的人,她永遠會把自己排後面一點,「我太怕面對別人的反應,如果對方尷尬、生氣或失望怎麼辦?所以我寧願自己躲起來。」她把自己的、別人的情緒都放在內心深處,終究有一天會滿到溢出來。

      然而,憂鬱症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生病,或是即使看了醫生,卻中斷治療、服藥斷斷續續。以美國和台灣做比較,張家銘拿出一份數據,診斷憂鬱症後第1個月的服藥順從性,台灣為52.1%、美國為71.6%,到第4個月美國還維持48.4%,台灣卻已經降到12.6%。

      「憂鬱症在急性期至少要治療3個月,很多人連3個月都無法達到,」張家銘說,傳統上抗憂鬱劑要兩週才有效,但病患常常服藥一週就中斷,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副作用先出來,陷入低潮無助、增加自殺風險。

      按時服藥,對憂鬱症患者卻是一種困難。「我知道要吃藥,但吃藥會讓我感覺變得很慢、同樣一件事情要花3倍的力氣,」名校畢業的青青(化名)覺得自己變得好笨,要花更多、更多時間去做,以免被別人發現。

      娜娜形容吃藥後,心情穩定但就像個「機器人」,好像沒有靈魂一般,「藥物對我是治標不治本,沒有改變對事情的看法。」但從臨床上,卻能幫助患者度過急性期的危機。

      最近因為分手再度陷入危機,娜娜自認已盡力用自己的角度理解憂鬱症,顯然還是不足,「可能我需要有人引導,我超想要去諮商。」為何不去看?「沒錢啊!平常看醫生,都要找過幾個才找到適合的,諮商還不知道要換幾個,何況每次都要2、3000元。」

      失去了學校織出的網絡屏障,踏入職場後的年輕人只有靠自己。在飽受這個無形疾病折磨的人看來,好像是個無止盡的循環,跑了很長的路,卻始終看不到終點,即使他們已經努力、努力、再努力地跟生命妥協。

      年損失1,500億元,生產力比醫療高昂
      無形的疾病卻可能造成有形的損失。2020年全球疾病負擔,憂鬱症躍升第2位,僅次於心血管疾病,在已開發國家甚至高居第1。

      韓國曾估算,憂鬱症一年造成的國家經濟負擔約40億美元,其中治療直接花費僅佔4.2%,其餘95.8%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的生產力損失(無法出席、出席卻無法發揮生產力),以及自殺者換算生產力。


      資料來源:天下編輯部整理。

      若以韓國模式套用在台灣,健保署從健保資料撈出憂鬱症確診患者,平均一年約40萬人,直接醫藥費至少66億台幣,換算每年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損失超過1,500億元。

      沒有人可以否認,我們正面對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暗世界。「憂鬱症就像是情緒的肺炎,是可以恢復的,」曾是精神科臨床醫師、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張書森,以現今擴散到全世界的新冠肺炎比喻,一個人曾有憂鬱症,不代表他的生命中都在憂鬱,重度憂鬱治療後也會恢復。

      即使不治療,教科書上記載,憂鬱症的自然史是9個月到12個月,但要一個人處在憂鬱的狀態這麼長時間,對當事者是很大的痛苦,甚至可能影響身體或腦部功能變化。

      憂鬱症治療不是只有醫生、心理諮商,還需要社會環境的整體配合。從家庭、學校到職場,都需要對憂鬱症有更多的了解。

      如何預防與治療?第一步先從了解開始
      身兼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衛福部自殺防治諮詢委員會委員廖士程說,「過去幾年,政府雖然動起來,但仍受限心理衛生預算不足、防治網絡間連結不足的問題。」

      廖士程解釋,18歲到35歲的年輕族群,發生問題的根源可能和家庭、世代和社會都有關,但台灣民眾每年分到的心理衛生預算不到2顆三角飯糰,風險控管的網絡建置也不完全。雖然校園求援管道增多、下課也可以做心理諮商,但未求援的學生可能缺席或不敢找老師,卻無法即時偵測介入。

      董氏基金會從1999年開始推動心理健康,2012年進一步展開企業紓壓日。董氏心理衛生中心執行副主任戴怡君強調,現在年輕人對憂鬱症的認知愈來愈高,也願意尋求資源,但要防患未然,在校時期最好能具備良好的心理健康概念和態度,學習調適壓力的方法,企業也能提供好的工作環境和氛圍,對有需要的員工給予協助。

      但或許更關鍵的是情緒教育,從小扎根,自兒童時期就建立心理健康促進概念,知道心情會有好、有壞,也知道如何檢視情緒狀態,到達什麼程度一定要開口求助。

      當年輕世代以愈來愈多的憂鬱症表現,向世界求救,這個社會應該如何回應他們?需要我們拿出真正的對策,第一步,或許先從了解開始。憂鬱症是可以防治的疾病,任何人都不應放棄。

      (本文經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任廖士程協助審閱,授權轉載自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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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4521
      寧可諮詢星座專家,不跟家人聊天?自殺率暴增背後:全球「不傾聽現象」

      從2008年至今,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因有自殺念頭或試圖自殺而入院治療者,已經增加一倍有餘。憂鬱症的成因分為體質因素約佔40%;其他60%環境因素包括人格特質和生活壓力事件的交互作用;生活型態和社會資源。

      現今青少年為何比較不容易約會、跟朋友出去、考上駕照,甚至沒有父母陪同獨自出門?

      研究指出「疏離感」在男、女或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不大。然而,Z世代(第一個看著螢幕長大的世代)最容易感到寂寞,而且健康狀況比其他世代都要差。他們獨處的時間愈來愈長,因此心情和外表都很「blue」(3C螢幕反射的藍光,亦指憂鬱)。研究指出,面對螢幕的時間愈長,人就愈不快樂。沉迷於社群媒體的八年級生,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比一般人高27%。針對有打電玩習慣的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綜合分析發現,他們更容易有焦慮和憂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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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美國大學生自殺比例每十萬人有7人,MIT是27人。透過一連串的努力,從高出於平均值300%變成53% (From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1. 短短五天內台大連續發生三起重大悲劇。接到噩耗的父母如何心碎,不是當事人絕無法想像。
      2. 美國大學生自殺比例每十萬人有7人,MIT曾經是27人。校方承受極大壓力,開始正視學生的課業壓力與心理健康。
      3. 校方首先要求教授,檢視給學生的功課量是否合理 (雖然這並非主因,但是教授一定要率先反省)。
      4. 「自救活動」:根據MIT學生自述,他們的課業壓力來源是過高的自我期許。也正因為這樣,MIT的學生發起多種「自救活動」(有群學生建立一個「讓你靠」的電話熱線;有學生在校園分送橡皮關懷手環;營造一個彼此關懷的校園風氣,讓遭遇困難的學生願意開口求救;有一個學生活動提供「治療寵物」陪伴情緒低落的學生...)。
      5. 把全國第一名的高中生放在一班,只能有一個第一名。激烈的課業競爭,初次離家獨自生活,再加上其它的人際困擾,悲劇就很容易發生。
      6. MIT的這些預防措施無法完全排除悲劇,但已經建立互相關懷的校園風氣。根據最新的統計,MIT的學生輕生率仍高於全國平均53%,但已經不是幾年前的400%。
      7. 美國的經驗顯示,大學生最能接受同儕的關懷(可惜原作者沒有提到最關鍵的問題:如何協助學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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