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醫師不重視健檢？問題不在醫師，而在制度
中國醫藥大學 安南醫院副院長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 特聘教授
健康是自己的責任！不是醫師、更不是健保的責任！
專科醫師就算長期幫你照顧慢性病，也不能確保你的健康？
為什麼台灣醫師很少鼓勵病人健康促進？很少鼓勵病人規律常規健檢？
為什麼連醫師也沒有健康促進的習慣？也不願意規律健檢？
台灣健保制度非常擅長處理疾病，卻沒有足夠誘因與時間去經營預防醫學
一、台灣醫療制度是「看病制度」，不是「守護健康制度」
台灣健保的強項是可近性高、費用低、就醫方便；但它的基本運作邏輯長期偏向「生病後就醫」。過去健保醫療服務多以論量計酬（fee-for-service）為主，也就是門診量、檢查量、處置量、開藥量會影響醫療院所收入。這種制度自然會鼓勵「看更多病人、處理更多疾病」，但較少獎勵醫師花時間做風險溝通、生活型態介入、長期追蹤與疾病預防。台灣醫學會過去也明確指出，論量計酬會使醫療內容偏向疾病治療與控制，缺乏促使院所投入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的誘因。
換句話說，健保支付「已經生病的人」，但比較不會支付「讓人不要生病」。
二、沒有強制轉診，醫師很難建立「責任人口」
在絕大部分推動全民健保的國家，家庭醫師或基層醫師會負責一群固定民眾的長期健康管理。醫師知道這個人是「我的病人」，會追蹤血壓、血糖、血脂、癌症篩檢、疫苗、生活型態與慢性病風險。
台灣雖然法規上也曾朝家庭責任醫師與論人計酬方向設計，全民健康保險法也提到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與提升醫療品質，應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且原則上採論人計酬；但在實際醫療文化中，民眾仍高度自由就醫，沒有穩定的 gatekeeping。
結果是：病人今天看 A 診所，明天去 B 醫院，後天又到醫學中心。每位醫師都只看到片段，很少有人真正被制度授權、被誘因支持、也被時間保護，去負責這個人的「整體健康軌跡」。
三、常規健康檢查的健保給付與臨床價值不成比例
國健署確實有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目前提供 30–39 歲每 5 年 1 次、40–64 歲每 3 年 1 次、65 歲以上每年 1 次；內容包括健康行為調查、身體檢查、抽血、尿液檢查與衛教諮詢，目標是早期發現血壓、血糖、血脂、腎功能、肝功能與 BMI 等問題。
但問題是，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抽血本身，而是解釋數據、判斷風險、說服改變、安排追蹤、整合用藥與生活型態。這些工作耗時、費心、需要醫病信任，卻常常不如一般門診、檢查、處置來得有明確報酬。即使 114 年成人預防保健給付金額從每案 520 元調升至 880 元，這仍很難完全支撐高品質、個人化、長期追蹤型的預防醫學服務。
所以很多院所會把健檢做成「流程」，而不是做成真正的「健康管理」。
四、醫師太忙，沒有時間做低密度、高價值的預防談話
台灣門診常見的現實是：病人量大、看診時間短、行政文書多、評鑑與申報壓力高。常規健康檢查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五件事：檢查前的風險分層、檢查後的結果解釋、異常值的追蹤、生活型態改變、長期關係建立。
但這五件事都不是「三分鐘看診」容易完成的工作。醫師若在高診量門診裡認真談體重、飲食、睡眠、運動、酒精、吸菸、壓力、家族史與癌症篩檢，常常會立刻造成候診時間爆炸。
所以制度表面上說預防很重要，但日常工作流程卻不允許醫師真的花時間預防。
五、健檢不是怕死的人才做；是珍惜生活的人減少受苦、減少拖累家人、減少消耗社會資源而做
很多人害怕健檢，甚至說「該來就讓它來，看破生死」。但從醫學角度來看，這不是豁達，而是把可以早期處理的問題，拖到最痛苦、最昂貴、最失能的階段。
許多疾病早期沒有症狀，例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腎功能惡化、肝癌、大腸癌、胰臟癌、肺癌、肝癌和部分癌症。等到中風、心肌梗塞、洗腎、血便、劇痛或體重快速下降時，治療往往已經困難許多。更不要說現在常常報導身體強壯、注重養生的高壓人士猝死的新聞。
健檢不是為了嚇自己，而是為了提早發現風險。早期發現，可以用比較簡單、有效、保有功能和生活品質、減輕家人的照顧負擔的方式治療。台灣人的平均壽命變長，但很多人最後多年是在慢性病、失能、疼痛、住院和依賴照顧中度過，這就是「不健康餘命」偏長的問題。
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不健康平均餘命女性為8.21年、男性為6.71年 (2022年)。換句話說，許多人生命最後將近7到8年，不是在真正健康、自由、有功能的狀態中度過。台灣人不健康餘命的時間遠遠超過歐美，例如英國女王去世之前仍然在享受生活，騎馬種樹，去世之前只入院三天。
健檢不是怕死，而是為了把人生留給生活，不是留給病床、急診、洗腎和看護。
六、健檢市場和健保臨床被切成兩個世界
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自費健檢很蓬勃，但健保門診裡的預防醫學不強。高階健檢中心重視流程、設備、套餐、影像、腫瘤標記、VIP 服務；但第一線健保醫師未必能取得完整健檢資料，也未必有時間做後續整合。於是健檢常常變成「一次性消費」，而不是「連續性照護」。
這造成一種斷裂：
- 檢查在健檢中心完成，風險卻回到門診處理；
- 數據很多，整合不足；
- 異常很多，追蹤不一定完整。
七、醫學教育也長期偏重診斷與治療，較少訓練健康管理
另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是：臨床醫師本身，常常就是最不重視身心保健的一群人。 在高壓、長工時、高責任、輪班與大量病人需求之下，醫師習慣把病人和家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卻很少真正照顧自己的睡眠、飲食、運動、壓力與心理狀態。久而久之，醫師容易把疲累、失眠、焦慮、過勞，甚至身心耗竭，視為專業工作的「正常代價」。
這也和醫學教育有關。醫學生與住院醫師訓練中，最被重視的是診斷、急重症處理、用藥、手術、檢查判讀與疾病治療；但對於健康生活型態、運動、營養、壓力調適、自我照顧、預防醫學、行為改變、動機式晤談，以及如何陪伴病人長期維持健康，訓練仍然相對不足。
醫師很容易形成一種專業慣性：「病已經出現了，我來處理」勝過 「病還沒出現，我陪你降低風險」。
這不是醫師不懂健康，而是整個醫學訓練與醫療制度，長期把「治病」放在「守健康」之前。當醫師自己都缺乏被制度支持的健康生活型態與自我照顧文化時，要期待醫療體系真正重視常規健檢與預防醫學，自然更加困難。
八、預防醫學的成果太慢，不容易被看見
醫師治療肺炎、開刀、處理心肌梗塞、改善憂鬱症，成效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被看見。但健康檢查與預防醫學的成功，常常是「某件壞事沒有發生」。沒有中風、沒有洗腎、沒有心肌梗塞、沒有糖尿病惡化、沒有晚期癌症，這些都是巨大成功，但不容易在健保申報、醫院績效、病人感謝或醫師成就感中被立即呈現。因此，預防醫學在道德上很崇高，在制度上卻常常很吃虧。
九、真正問題不是醫師不重視，而是制度沒有讓醫師「值得重視」
所以我會把答案說得更精準一點：台灣醫師不是不知道常規健康檢查重要，而是在沒有轉診守門、沒有責任人口、論量計酬為主、門診時間壓縮、健檢與照護斷裂的制度下，預防醫學很難成為醫師日常工作的核心。
要改變這件事，不能只呼籲醫師「要重視健檢」。真正需要的是制度設計：
一、建立真正的家庭責任醫師或健康管理團隊。
二、讓醫師對固定人口的健康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門診量負責。
三、提高預防諮詢、風險管理、慢病早期介入的給付。
四、把健檢資料、健康存摺、醫療院所資訊整合起來。
五、讓護理師、營養師、心理師、藥師、個管師共同參與健康管理。
六、把「追蹤紅字」列為品質指標，而不是只統計做了幾件檢查。
七、讓醫院績效不只看量，也看早期發現、風險下降與病人長期健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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