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院副院長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身心介面實驗室主持人
「自由，
心靈的自由」
面對未知所產生的直覺就是「神」，有人投射對未知的恐懼和慾望，所以產生制定所有規範和教條的神；有人則窮盡一生去追求真象，當對宇宙的未知產生越多的了解，就會發現有更多的未知，然後就會轉向宗教或心靈的探索，去接近靈性的智慧。人類受限於感官和思考的種種框架，無法體驗宇宙及生命的所有面向、全貌及本質。詩人、作家、藝術家如濟慈、莎士比亞、梵谷「啟發我們心靈和感知」，接觸文學和藝術使我們「超越視野的局限」。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佛洛依德理論已經不是醫學的主流，但精神分析最後仍然勝出。不僅是現代「藝術、文學、音樂、電影…」等創作的基礎，更化身為「高度精神壓力工作者」的身心修練之道。企業的CEO、頂尖運動員、卓越的演員、不再僅僅只能透過「靈性」的宗教，現在更常常透過「科學性」的精神分析，深入「探索自我」，查察「潛意識」對生活和工作的影響，進而突破自我的迷宮，作出別具洞見的決策，成就出不凡的表現。感受生命、表達自我、表現藝術，都會反映出內在動機和深層情感，所以具備這種洞察能力，可以讓人的心靈層次更加提升。在二十一世紀在物質文明的對比之下，更突顯了精神層次的匱乏，Freudian的智慧如空谷足音，聽來倍覺溫暖充實。
創作者或許能體驗群體潛意識中的禁忌、壓抑和慾求，用作品投射出群體潛意識，進而引發時代的共鳴、恐懼、和精神張力的渲洩。所以，作品是創作者的白日夢，也讓觀眾能夠看到自己的夢；是潛意識的溝通、更是曝露自己潛意識的「危險行為」。
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 我被世界所遺棄，
Denn wirklich bin ich gestorben der Welt. 我確實從這世界死去。
Ich bin gestorben dem Weltgetuemmel, 我已經在庸碌世間中死去，
Und ruh' in einem stillen Gebiet! 安眠在寧靜的角落！
Ich leb' allein in meinem Himmel, 我獨自活在我的天堂，
In meinem Lieben, in meinem Lied! 在我的愛，在我的歌中！
作曲家馬勒在音樂上表現的死亡、陰暗、掙扎、憂鬱、神經質、自怨自艾、焦慮和厭世，作品直接的心理揭露呈現前所未有的強烈震撼。馬勒終其一身深受精神官能症狀所苦，最後終於在婚姻危機的嚴重問題之下，決定求助於佛洛依德。 一開始馬勒似乎對於就醫有所抗拒，取消兩次預約，但最後終於忍受不了巨大的身心疼痛，還是坐了二十六小時的火車，在1910年8月26日荷蘭的Leiden向佛洛依德求助。事實上，馬勒當時正忙著準備他「最重要」的第八號交響曲之首演，而佛洛依德只是到Leiden開會做短暫的停留。所以「患者」應該是感到有迫切的需要，才會不辭辛勞趕緊就診。 兩位大師見面，留下歷史上有名的一個長達四小時的心理治療面談（2010年德國電影 Mahler auf der Couch就是以虛構的情節在描述這段經過）！
In 1925 Freud told his pupil Marie Bonaparte about the meeting
In a letter to Theodor Reik (1934), Freud noted…
馬勒對精神分析的奧祕很快可以掌握，對自我的心理狀態也有高度的洞察力，能查覺早年影響；不必針對外顯官能症狀工作，直接在神祕建築物內投入強光，也為馬勒帶來心理衝突的解脫。馬勒生命中最後的九個月，即使經歷生理極端的痛苦，但心理上卻獲得靈性的圓滿。馬勒離世之前給予「心愛的人完全的自由」，也同時象徵給予「受困於馬勒潛意識中犧牲付出的母親」自由，同時 也就帶給自己「心靈全面的自由」！
- Mahler and Freud immediately understood each other
- Both spoke German (wit regional coloring), had the sam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from Vienna (Congruence of cognition), both had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been in America, studied Philosophy, were fascinated by Dostoyevsky and both had a morbid fear of death
In a letter to Theodor Reik (1934), Freud noted…
- ‘“brilliant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I had plenty of opportunity to admire the capability for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is man of genius…”
- “No light fell on the symptomatic facade of his obsessional neurosis. It was as if you would dig a single shaft through a mysterious building…”
- The day after the meeting, Mahler wrote a telegram to Alma ‘‘I’m filled with joy.”
馬勒對精神分析的奧祕很快可以掌握，對自我的心理狀態也有高度的洞察力，能查覺早年影響；不必針對外顯官能症狀工作，直接在神祕建築物內投入強光，也為馬勒帶來心理衝突的解脫。馬勒生命中最後的九個月，即使經歷生理極端的痛苦，但心理上卻獲得靈性的圓滿。馬勒離世之前給予「心愛的人完全的自由」，也同時象徵給予「受困於馬勒潛意識中犧牲付出的母親」自由，同時 也就帶給自己「心靈全面的自由」！
文獻及論文
- Gustav-Mahler.eu
- Starcevic V. Gustav Mahler as Freud's patient. Australas Psych 2013
- Garcia EE. Gustav Mahler's choice. Psychoanal Study Child. 2000
- Kuehn JL. Encounter at Leyden: Mahler consults Freud. Psychoanal Rev 1965
- Mijolla A. Int Dictionary Psychoanalysis, 2005
- Garcia EE. Gustav Mahler's Choice: A Note on Genius, and Psychosomatics. Psychoanalysis Child 2000
部落格
徒弟與轉世—華爾特、伯恩斯坦與馬勒
ReplyDeleteMUZIK 讀樂
2018-08-08 ‧ 胡耿銘
https://read.muzikair.com/tw/articles/徒弟與轉世—華爾特、伯恩斯坦與馬勒-8c189e5b-7eaa-496b-9b9d-8bd093ebb365
最早看出馬勒作品價值，而全力支持的就是華爾特，他是與馬勒關係最密切的指揮家，畢生推廣其音樂。伯恩斯坦則自認為是馬勒投胎轉世，因而在華爾特之後接棒，錄下全世界第一套馬勒交響曲全集，終於在他倆的努力之下，馬勒的音樂於1970年之後大放異彩成為顯學，由此可知，華爾特與伯恩斯坦可說是最重要的馬勒指揮家。
成為徒弟第一關 初生之犢不畏虎
1891年，31歲的馬勒辭去布達佩斯皇家歌劇院總監職位，漢堡市立歌劇院監督波里尼（Bernhard Polini，1838-1897）聽到消息，立即邀請他擔任首席指揮。隔年，馬勒再接任漢堡定期音樂會指揮一職，忙碌之下實在需要一位有才幹的左右手來輔助，此時，華爾特（Bruno Walter，1876-1962）出現了！
華爾特出生於柏林，原名許萊辛格（Bruno Schlesinger），父親在一家商店擔任帳務工作，是個卑微的猶太人，許萊辛格即為猶太人常見之姓氏。華爾特8歲時開始學鋼琴，在音樂院也主修鋼琴，所以鋼琴造詣極深。1893年，他出任科隆歌劇院的副指揮，正式展開指揮生涯。由於馬勒的第一號交響曲在威瑪演出招致嚴苛樂評，讓華爾特對馬勒這號人物產生興趣，他很想見識一下這位爭議性的話題人物，就向漢堡市立歌劇院監督波里尼毛遂自薦。1894年，年僅18歲的華爾特被錄用為漢堡市立歌劇院的助理指揮，負責排練與合唱指揮。華爾特在他所寫的《主題與變奏》（Theme and Variations）一書中，描述他初次見到馬勒的情形：
「你就是新來的助理指揮？鋼琴彈得好嗎？」馬勒問道。我想說，在這麼不凡的人面前沒必要故作謙虛，於是回答：「好極了！」馬勒又問：「你識譜能力強嗎？」我又據實以告：「是的，很強。」「那麼你對常被演出的歌劇劇碼熟不熟？」我回答：「熟得很。」
馬勒聞言放聲大笑，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以一句話結束交談：「很好很好，聽起來是不錯的開始。」
就這樣，華爾特在漢堡與馬勒共事兩三年時光，他的滿腹才華讓馬勒非常欣賞，除了在工作上給予指導與鼓勵，私底下更將其視為知己，一天到晚混在一起，不是討論叔本華、杜斯妥也夫斯基、尼采，就是彈奏舒伯特、莫札特、舒曼、德弗札克的鋼琴四手聯彈，華爾特也常參加馬勒的家庭音樂會，當他因為協助馬勒而益發忙碌時，其生活瑣事甚至由馬勒的妹妹來打理。儘管華爾特是個菜鳥，年紀也只有馬勒的一半，又是他的下屬，社會地位上更遠遠不及馬勒，但兩人的友誼卻不受輩份或禮數所拘，讓華爾特如沐春風：「我有幸得以窺視廟堂之美。馬勒的形貌舉止，對我來說有如天才、甚至魔鬼的化身，我彷彿置身仙境，他的人格魅力實在是難以形容，我只能說，對我這樣的年輕音樂家影響頗大，讓我整個人生觀都為之改觀。」
除了跟在馬勒身邊學習指揮，華爾特還見證了許多創作活動，舉例來說，1895年夏天，當馬勒創作第三號交響曲時，華爾特是唯一在他身邊的友人，有一次他與馬勒在山中散步，馬勒突然回頭對他說：「不用看了，這些景色我都已經譜入樂曲中。」漸漸的，馬勒再也不能缺乏華爾特這位左右手，1897年，馬勒接任維也納國立歌劇院總監，又千方百計想把華爾特弄到身邊，1901年9月，華爾特終於在他推薦下，接任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副指揮。可別小看華爾特加入維也納歌劇院的艱辛過程，維也納對猶太人頗為排斥，當初馬勒也是改信天主教才進的了維也納國立歌劇院。
馬勒建議同為猶太人的華爾特更改許萊辛格這個猶太味道濃厚的姓氏，華爾特左思右想，覺得華格納的樂劇《紐倫堡的名歌手》中，騎士華爾特的藝術理想主義與自己接近，於是便改姓華爾特，所改姓氏在華爾特1902年成為奧地利公民時法律生效。儘管如此，華爾特的年紀輕資歷淺，加上他是猶太人這個事實，仍落了有心人攻擊箭靶，一開始他無可避免被人貼上跟屁蟲的標籤，而憎惡馬勒的反猶人士，更經常藉由批鬥華爾特來打擊馬勒。
▲華爾特是馬勒最忠實的代言人。
師傅看徒弟 越看越得意
跟隨馬勒期間，他對華爾特非常慷慨，尤其在分配演出曲目上，給予非常多機會，一方面因為馬勒早年當助理指揮時受過他人冷落待遇，另一方面是他太欣賞華爾特，對其才華深具信心。在馬勒的鼓勵提攜下，華爾特的羽翼日益強健，馬勒去世後，他逐漸成為一代指揮大師，先於1922至1932年擔任慕尼黑歌劇院音樂總監的職位，然後歷任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總監、維也納國立歌劇院音樂總監職務，而華爾特長期追隨馬勒的經驗，更使它成為最了解馬勒的音樂家。
在維也納成家的華爾特，於希特勒合併德奧事件爆發時，體認到奧地利並非久居之地，他先是為了逃避納粹而於1938年流亡法國並取得法國公民權，翌年再度應邀赴美，當時他已經64歲，卻幸運地在美國展開了音樂生涯第二春，長期與紐約愛樂的合作中，華爾特總是極有耐心地訓練團員，他重視樂曲內含更甚於技巧，給團員帶來不同的視野。大多數時間，華爾特都是平易近人的謙謙君子，但他也有堅持而不妥協之處，那就是馬勒的音樂。
華爾特剛到紐約指揮紐約愛樂的時候，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別人願意指揮馬勒的音樂，因為馬勒儼然是票房毒藥，每次演出售票處總是門可羅雀，然而華爾特還是十分堅持，而且還與CBS唱片公司（現在的Sony BMG）留下部份珍貴錄音，包括了1946年的第四號交響曲、1947年的第五號交響曲。1960年4月，85歲的華爾特宣布退休，指揮紐約愛樂告別演出，曲目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與馬勒的《大地之歌》，也留下了珍貴錄音。
退休之後的華爾特原想閒雲野鶴過生活，然而，CBS唱片公司卻不放過他，竟然在華爾特所住的洛杉磯成立哥倫比亞交響樂團繼續錄音，這是專門給華爾特的御用樂團，華爾特與此樂團留下了馬勒第一、二、九號交響曲錄音。
除了CBS，華爾特還在EMI與Decca留下了第九號交響曲與《大地之歌》的錄音。畢竟在馬勒過世後，遺作的第九號交響曲及《大地之歌》都是由他世界首演，這兩個作品對華爾特而言自然意義非凡。1938年，就在華爾特離開維也納流亡法國前夕，他與子弟兵維也納愛樂錄下馬勒的第九號交響曲，儘管音效比1961年與哥倫比亞交響樂團合作的CBS版本爛多了，但華爾特與維也納愛樂正是首演這首交響曲的組合，因此這個珍貴記錄有其特殊意義，而且維也納愛樂在很抱歉的錄音中，仍流露出高貴音色，這是美國樂團所難以比擬的。
二次大戰後，華爾特於1948年5月應維也納國立歌劇院之邀，為羅丹所作的馬勒胸像復元儀式重返維也納，他不忍目睹滿目瘡痍的歌劇院而繞道避開，第二天，當華爾特指揮昔日合作的維也納愛樂排練過後，忍不住稱讚維也納愛樂：「這才是固若金湯、永不毀損的維也納本色，樂團精妙的音色，跟我1897年初次聆賞時完全一樣，其質地絲毫未變。」維也納人含淚歡迎華爾特回到故鄉，但是華爾特卻不願離開在他苦難時向他伸出溫暖雙手接納他的美國。
稍後的1952年，華爾特與維也納愛樂在Decca錄下最經典的《大地之歌》，他邀請1947年在愛丁堡音樂節同台演出《大地之歌》的女中音費瑞兒（Kathleen Ferrier，1912-1953）參與，當時費瑞兒已經得到癌症命在旦夕，因此唱出發自內心的悽愴，特別感人肺腑。當然，他於1960年再度錄製《大地之歌》，有男高音霍夫利格（Ernst Hafliger）加持，也是值得一聽的圓熟之作。
華爾特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音樂家，他指揮的馬勒作品也流露出圓潤醇厚個性，也比新一代指揮多了溫暖和高貴，利用旋律起伏讓音樂自然歌唱，感覺上把馬勒變輕鬆了，但卻更顯深刻且具備廣大包容力，他的情緒起伏是中庸的，好似太極般亦柔亦剛，但音色對比與抑揚頓挫卻不含糊，每個聲部仍一清二楚，真是不可思議的演奏。
Who Is Gustav Mahler - Young People's Concert - Bernstein & NY Philharmonic
ReplyDeletehttps://youtu.be/CJeRlfibzcs
1960 broadcast of Mahler Chapter on the famous TV series conduct By Bernstein. It is at least funny for nowadays patterns to listen Bernstein talking about Mahler, as a composer not so famous like Beethoven or Ravel in 1960.
《BBC Great Composer》：Mahler
ReplyDeletehttps://youtu.be/OnBNFRzdkIM
Welcome to visit Classical Museum to enjoy the Classical Music: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lass...
Gustav Mahler (German: [ˈɡʊstaf ˈmaːlɐ]; 7 July 1860 -- 18 May 1911) was a late-Romantic Austrian composer and one of the leading conductors of his generation. A Jew, he was born in the village of Kalischt, Bohemia, in what was then the Austrian Empire, now Kaliště in the Czech Republic. His family later moved to nearby Iglau (now Jihlava), where Mahler grew up.
As a composer, Mahler acted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19th-century Austro-German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ism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le in his lifetime his status as a conductor was established beyond question, his own music gained wide popularity only after periods of relative neglect which included a ban on its performance in much of Europe during the Nazi era. After 1945 the music was discovered and champion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listeners; Mahler then became a frequently performed and recorded composer, a position he has sustained into the 21st century.
Mahler auf der Couch (2010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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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上的馬勒
廿世紀的馬勒偶像崇拜（為什麼我們會對這位奧國作曲家史詩般的交響曲會這麼著迷？） 林衡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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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史特勞斯作曲生涯一帆風順
馬勒曾經說過:「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馬勒這句話表達他在交響曲作曲方面，革命性的宣言，
他把音樂當做一面鏡子，反映出人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過程。但是馬勒音樂會的聽眾和他的音樂家朋友，也跟他有一樣的遠見嗎? 現在我們來探究他的交響曲如何成為全球音樂廳的台柱曲目。
1902年元月馬勒寫信給小他十九歲的年輕未婚妻愛爾瑪時，他在信中寫道:「現在是我的好朋友理查·史特勞斯當道的時代，而當他的時代過去，也就是我的時代來臨的時刻。」雖然理查．史特勞斯比馬勒小四歲，但是他已經被公認爲當時的大師級人物，他被視為年輕的天才，他早期創作的交響詩，大膽㶷爛的色彩，已經風迷了當時的聽眾；而且作為歌劇作曲家，史特勞斯的歌劇，也一樣風光一時。而且他那大膽的和聲創作，也使年輕一代的現代主義作曲家著迷，同時他也保留了那些浪漫派傳統主義的忠實觀眾。因為他寫的歌曲充滿詩的旋律。而且他神通廣大，到處都有他的身影，他指揮音樂會和歌劇院，陪伴他的女高音妻子到全歐洲巡迴演唱，他也鼓勵年輕的作曲家創作，並且為保護音樂家的版權費而奮鬥，總之，理查．史特勞斯是新世紀不斷在追求進步的典範人物。
馬勒35歲首演《復活》，才被視為作曲家
當然1902年時，馬勒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自己也有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他已經証明他是非常傑出的指揮家，雖然他來自不愉快的家庭背景，並遭遇到歐洲反猶太主義的風潮，但他仍然在事業上奮勇前進，不到37歲他就擔任維也納歌劇院音樂總監的位置，其後十年他以堅定的理想主義，改革這個衰敗的歌劇院，使之成為歐洲最出色的歌劇院，雖然馬勒創造了維也納歌劇院的黃金時代，可是維也納媒體充滿反猶太的惡毒批評，迫使馬勒不得不離開他心愛的維也納，畫家克里姆說：「馬勒告別維也納，他所領導的維也納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結束了。」馬勒一直希望他能像貝多芬那樣，做一個專職的作曲家，而不袛是《夏季作曲家》（Summer Composer),因為他一年九個月以上都被指揮重任佔滿了，祗有在夏天假期二、三個月才能躲到鄉下作曲小屋，創作他那史詩般的龐大交響曲，因此他之所以離開維也納，遠征新大陸的美國，接受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客席指揮之職，主要原因是想多賺點錢，以便早日退休，可以專心創作，因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薪水五倍於維也納宮廷歌劇院， 而且工作量祗有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五分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的捷克同鄉作曲家前輩德伏札克，也早他十年來紐約音樂院擔任院長之職，不但賺了不少錢，而且還創作了他一生的傑作：《新世界交響曲》和《降b調大提琴協奏曲》。總之，馬勒帶著勇往直前的冒險精神，1907年來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面對新的挑戰，最後也獲得了新的榮耀。但是以上所提的，都是指他在指揮方面的成就，可是他在作曲方面的成就，那就另當別論了，比起史特勞斯，馬勒可以說起步較晚，雖然馬勒在20歲時創作的《悲嘆之歌》，已經充満了成熟的馬勒風格，但是此曲的首演卻延遲到41歲那一年，而28歲創作的第一交響曲，第二年匈牙利首演時，卻引起聼眾的困惑和嘲笑，甚至知名樂評家愛德華．韓斯立克（Edward Hanslick)説：「馬勒第一交響曲根本不是音樂。」1894年馬勒花了將近六年時間完成的第二交響曲（復活），但是他把此曲的第一樂章彈給指揮泰斗兼鋼琴家的布羅（Hans von Bulow)聽時，馬勒很失望地發現，這位他心目中的大師，居然掩蓋他的耳朵，聽不下去。雖然這首第二交響曲，在史特勞斯的幫助下，馬勒親自指揮柏林愛樂作世界首演時，德國音樂界，才開始視馬勒為一位嚴肅古典音樂界的作曲家，這一年馬勒已經35歲了。
《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
但是樂評家們繼續對他的音樂吹毛求疵，已經習慣聽華格納和史特勞斯那種豐富韻味曲風的人，能夠適應馬勒曲子中，那種開濶而繄張不安氣氛的音樂嗎？那些傳統美好音樂的衞獲者，他們能夠接受馬勒把古怪滑稽民謠舞曲和來自軍營的嘹亮號角聲，都成為他交響曲的素材嗎？那些習慣聽貝多芬和布拉姆斯古典形式交響曲的聽眾，可以接受蔓長到100分鐘的馬勒第三交響曲嗎？這是他在1897年37歲時的作品，至於他在四十而立之年（1900）創作的第四交響曲，在天真與世故之間遊走，也在懷舊與飄刺之間擺盪，人們又是抱什麼看法呢？大家對他1902年與愛爾瑪結婚後創作的第五交響曲：從送葬進行曲開始的第一樂章，過渡到感情跨張的第二樂章快板，到阿爾卑斯山區田園風光的詼諧曲第三樂章，接下來是馬勒一生最有名，感動愛爾瑪的默默含情的小慢板，最後第五樂章以描述獲得愛情勝利的歡樂高潮結束，難道這就是馬勒交響曲統合的方式嗎？
有誰能夠分辨出馬勒的音樂風格，事實上就是巴赫、貝多芬、舒伯特、韋伯和華格納等人的音樂拼貼出來的，加上他自己聽過的民謠合唱、軍中樂隊、沙龍音樂、鳥兒叫聲、牛犁聲音、和他心目中的天堂境界，完美地融合起來，而形成的《馬勒之音》。如果有人批評他的音樂，像雜菜麵式的大雜燴，馬勒大概會用1907年他親自對芬蘭作曲大師西貝流士説的一句話《交響曲必須像一個世界，它必須無所不包。》來做反駁。但是我們也不難理解，在音樂圈裡，多年來流行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馬勒的音樂，祗不過是膚淺的《指揮家音樂》，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英國作曲家Vaughan Williams對馬勒作品的一句惡評：「馬勒的音樂，最多也不過是一位作曲家尚可忍受的模仿之作。」而背後的文化背景，就是華格納對猶太人的惡意中傷：「不管猶太人多麼努力要融入歐洲文化，但是猶太人永遠無法成為歐洲文化的一部份，他們祗是聰明地模仿它而己。」雖然華格納講過這種侮辱猶太人的話，馬勒依然是華格納音樂的崇拜者與推廣者，這點表示馬勒心胸的寬容大量。
1900年初期，馬勒開始有不少年輕的追隨者
儘管馬勒受到保守派的批評，到了1900年初期，他的堅定的反傳統立場，馬勒已經吸引了不少年輕一輩的熱情支持者，包括他的二位重要門生柴姆林斯基（Alexander Zemlinsky)和荀貝格（Arnold Schoenberg),以及二位荀貝格更年輕的門生：貝格（Alban Berg)和魏本（Anton Webern),後來又有二位倔起的指揮新星華爾特（Bruno Walter)和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加入陣營，可以說是如虎添翼。1910年9月12日他們都齊聚慕尼黑，參加馬勒一生最成功的世界首演《千人交響曲》，荀貝格、貝格、魏本三位頓悟他們無法在浪漫派作品超越過馬勒，因此決心走向影響廿世紀樂壇深遠的《十二音派》之路，他們被稱為《新維也納樂派》而各領風騷。
等到馬勒親自指揮他在1904年創作的第六交響曲（悲劇）世界首演，和他在1905年創作的第七交響曲（夜之歌）世界首演時，他已經被歐洲音樂聽眾視為重要的音樂界大事，等到馬勒在慕尼黑1910年9月12日世界首演，他在1906年創作的有龐大因合唱團的第八交響曲（千人）時，那更是歐洲文化界的盛會，有名的音樂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齊聚一堂，而且一旦奏畢，全場起立鼓掌長達30分鐘，創造了廿世紀西洋音樂史上，最成功的交響曲首演，這時馬勒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八個月後，馬勒在2011年5月18日去世在他的精神故鄉維也納，享年50歲又10個月。那時理查·史特勞斯説：「馬勒之逝，對我而言是重大的休克，無疑的，在維也納他現在已經變成一位偉人了。」從第一到第八交響曲，都是由馬勒親自指揮他作品的世界首演，他去逝後，他最忠實的弟子華爾特才分別在1911年和1912年，世界首演馬勒在1909年創作的一首《歌曲交響曲》：「大地之歌」；和馬勒最後的告別人世之作《第九交響曲》，來參加這二場世界首演的馬勒崇拜者，都充滿了感動與敬佩之心。
伯恩斯坦：馬勒音樂文藝復興的最大功臣
而史特勞斯比馬勒多活了38歲，直到1949年才過世，雖然他的名聲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稍微降低一點，但是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大部分管弦樂作品和歌劇作品，仍然經常被演出，因此馬勒1902年時，所作的預言，祗對了一半，也就是說他預言他的時代會來臨是對的；而對史特勞斯的預言是錯的，因為史特勞斯的作品並沒有過時。馬勒在1911年過世時，大家公認他是偉大的指揮家之一，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是廿世紀偉大的作曲家，二次大戰之間，希特勒和史達林都禁演他的作品，祗有華爾特、克倫佩勒、孟伯格等知音，在歐美繼續演出他的作品，因此馬勒必須等到他去逝50年之後，由美國猶太裔指揮家兼作曲家伯恩斯坦，在紐約领先帶頭開始《馬勒的音樂文藝復興》，他在1960年在美國紐約舉行《馬勒音樂節》，接著伯恩斯坦在卡內基音樂廳，以一流的口才，面對著2300位青少年，演講《誰是古斯塔夫．馬勒》（Who Is Gustav Mahler?)並透過電視轉播到全美各地。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葬禮時，伯恩斯坦以馬勒《復活》交響曲的終樂章紀念他，1968年羅伯·甘迺迪也遇刺身亡時，伯恩斯坦以馬勒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紀念他，當1964年紐約《林肯中心》盛大開幕時，伯恩斯坦以馬勒《千人》交響曲作開幕首演的曲子，以上三場歷史性的演出，都是透過電視傳播，而達到全球的聼眾。後來唱片LP及CD的先後發明，更使《馬勒的音樂文藝復興》如虎添翼，1967～68年，伯恩斯坦、索第、庫布立克三位指揮大師，分別在美國與歐陸灌製全套馬勒交響曲的唱片，發行全球；1971年義大利導演威斯康提，根據湯瑪斯·曼小説《魂斷威尼斯》，改編為電影時，這位馬勒迷的導演，讓馬勒寫給未婚妻愛爾瑪的情書（小慢板），一再地在片中重覆出現，而風迷全球的觀眾。馬勒早在6歲時,他就説過，他將來長大要做《美的烈士》，這部電影忠實地表達了，這種《為了美而情願犠牲》的《馬勒精神》。
廿世紀的馬勒偶像崇拜（為什麼我們會對這位奧國作曲家史詩般的交響曲會這麼著迷？） 林衡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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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2020年荷蘭將舉辦全球最盛大《馬勒音樂節》
但是在1911年馬勒去逝，到1960年開始在美國樂壇流行，這段馬勒音樂受到冷落的五十年，他可以説是《指揮家的作曲家》或是《作曲家的作曲家》，而不是廣大音樂聼眾的作曲家，因為他的作品被演出的機會並不多，祗有那些真正瞭解馬勒音樂偉大的指揮家例如華爾特、克倫佩勒、孟格伯等在歐美持續演出他的作品，還有那些深受馬勒作品影響的作曲家例如荀貝格、貝格、魏本、蕭斯塔科維契、柯普蘭、伯恩斯坦、布列滋、梅湘、布列頓等在暗地裡研究他、並熱情地推崇他。而一般的媒體和聽眾，可以説是完全忽略馬勒音樂的存在。事實上，即使在馬勒生前，英國、美國和俄國都開始對馬勒作品發生興趣，尤其對馬勒交響曲最友善的國家，無疑就是荷蘭這個小國，馬勒曾經親自三次受邀，到阿姆斯特丹指揮皇家愛樂管弦樂團演出他的交響曲，並引起熱烈的迴響；有一場音樂會，甚至上半場由馬勒演出他的第四交響曲；下半場由他的知交孟格伯（Willem Mengelberg)再重覆演出馬勒第四，給荷蘭聽眾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孟格伯可以説是馬勒的頭號粉絲，在他擔任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五十年指揮時，曾經在1920年,舉辦全世界第一次《馬勒音樂節》，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1995年他的接班人荷蘭指揮大師，也是馬勒權威伯納．海汀克（Bernard Haitink),主持荷蘭第二次《馬勒音樂節》，2020年5月荷蘭將舉辦全球最盛大的《馬勒音樂節》，由馬勒生前指揮過的四大交響樂團：《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紐約愛樂》和《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分別擔綱演出全套馬勒交響曲（二次），全球的馬勒迷，將會再度會師，盛況可期。
馬勒作品開始影響廿世紀不少重要級作曲家
在英國最早介紹馬勒音樂的是亨利·伍德（Henry Wood),他在1903年的《消遙遊音樂節》，就指揮演出第一交響曲，接著他在英國首演馬勒的《大地之歌》《第四交響曲》《第七交響曲》和《千人交響曲》，引起熱烈迴響；更另人驚奇的是英國指揮泰斗鮑特（Adrian Boult),在他擔任伯明罕市立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時（1922-1930）演出過《大地之歌》和《第四交響曲》，並且在1947年電台錄音室英國首演馬勒《第三交響曲》；在中歐經常安排馬勒交響曲演出的是，馬勒二位及門弟子：華爾特和佛萊德（Oscar Fried),直到1939年為了逃避希特勒迫害，他們離開歐洲為止。後來華爾特到美國，佛萊德到俄國繼續發揚光大馬勒的作品，1924年佛萊德灌製有史以來第一張馬勒唱片（第二交響曲）,在美國華爾特把馬勒精神傳承給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也在1943年，接替生病的華爾特，指揮紐約愛樂，透過電視傳播，而在一夜之間，掘起美國樂壇。
同時不少作曲家，把馬勒的作品特色和創新技巧，融入他自己的作品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新維也納樂派》的貝爾格，他創作的《三首管弦樂小品》中，就有不少馬勒軍樂的成份在裡邊；而他的歌劇《Lulu》終曲的尖銳與痛苦的和聲，幾乎可以說是馬勒在1910年寫的第九交響曲和第十交響曲中《慢板樂章》的相似作品；更不可思議的是，美國柯普蘭在1920年代，到巴黎拜法國作曲界的教母鮑蓮格（Nadia Boulanger)為師時，她絕對不會是奧德浪漫派的信徒，她居然要她的第一個作曲學生，以馬勒的管弦樂配器法為師。難怪後來柯普蘭返美國後，大力推廣馬勒的作品，並影響了伯恩斯坦等後輩。
大約在十年之後，俄國的蕭士塔高維契，也從馬勒的作品中，獲得像柯普蘭式的啓發，你果有機會聼完蕭氏第四和第五交響曲中的具有諷刺意味的詼諧曲，你可能會誤以為是馬勒的作品；英國作曲家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仍然是學生時，聼到馬勒的第四交響曲，就開始迷上馬勒作品的旋律之美，不久他聽到馬勒的《大地之歌》時，更進一步為此曲的美麗與哀愁所惑，難怪布列頓也創作了一首管弦樂的歌曲集《Sinfonia da Requiem》，可以説是一首完全接受馬勒的作曲觀，而寫下的作品，裡面有送葬進行曲和死亡之舞。同時他也寫了一首《夜曲》獻給晩年的馬勒夫人愛爾瑪。
馬勒交響曲的演出頻率僅次於貝多芬交響曲
的確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後期，就可以聞到馬勒的時代快要來臨了，年輕一代的指揮家，特別是美國的伯恩斯坦，他走在時代的前面，率先鼓動風潮，在紐約舉行《馬勒音樂節》，不久LP唱片的發明，更讓馬勒的音樂如虎添翼，加上立體音響時代的來臨，讓馬勒交響曲音樂的欣賞，更上一層樓，於是1967年左右，伯恩斯坦在紐約、索第在芝加哥、庫布利克在德國分別灌制了《馬勒全集》的唱片，並且全球發行。也差不多在這時，有不少音樂學者，開始研究馬勒的生平與作品，其中以奧國的布勞克普芙夫婦（Kurt and Herta Blaukopf),以及窮畢生之力，寫出四巨冊《馬勒傳》的法國傳記作家亨利·魯易士、格蘭哲（Henri-Louis
de Grange);加上二位英國學者：密契爾（Ronald Mitchell)和庫克（Deryck Cooke),也分別出版了三巨冊的馬勒傳和十一首交響曲的作品分析。1960年代，馬勒交響曲的演出總是激起音樂聽眾的興趣與刺激，於是英國《消遙遊音樂節》在1962年由Norman Del Mar 首演馬勒第三交響曲，1963年由史托科夫斯基首度演出《復活》交響曲，1964年更世界首演庫克板的馬勒第十交響曲（完整板），就在這時，歐美正在流行美國的《簡貼藝術》，而馬勒豐富而多釆多姿的作品，正好是音樂上的《拼貼藝術》，後來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結束了藝術上的拼貼潮流，但是在音樂界，馬勒的交響樂已經隠固地成為音樂會的主流節目，其演出的頻率僅次於貝多芬的交響曲。
無疑地，這種馬勒音樂的流行現象，可以說是多方面的，從超級電影院到存在主義哲學的痛苦深淵，從感情上的自然模仿到人生的生與死、愛情與失落、天真與世故，都涵蓋在馬勒音樂中，但是馬勒音樂這麼流行，是否合理呢？而且是否能繼續流行下去呢？馬勒有一次跟佛洛伊德在荷蘭萊登做《散步治療》（Walking Therapy）時，他向佛氏承認，我常常把《引車賣槳》的通俗音樂放在我的交響曲中，這點我覺得有點罪過，我們也常常會遇到長期的馬勒樂迷，有時會暫時避開聽馬勒音樂，以免因為聼太多或庸俗的詮釋而過度傷害到馬勒音樂的本質，以及他的音樂中感動人心的魅力。而在指揮家中，也有不同的詮釋速度，例如他的第五交響曲的《小慢板》，有些指揮家需要12分鐘才能完成（例如伯恩斯坦），最近來臺灣的杜達美，在衛武營文化中心指揮柏林愛樂演出時，大約是10分鐘，而根據荷蘭指揮家孟格伯的說法，馬勒指揮《小慢板》時，祗用了8分鐘左右。也就是說馬勒的音樂，可以隨指揮家的主觀意見，而做出各種不同型式的多采多姿的詮釋。
廿世紀的馬勒偶像崇拜（為什麼我們會對這位奧國作曲家史詩般的交響曲會這麼著迷？） 林衡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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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結語
如果不算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的話，馬勒同時代的作曲家中，以西貝流士的交響曲最足以和馬勒的作品抗衡。廿世紀前半葉是西貝流士獨領風騷的時代，因為芬蘭在1917年獨立之後，西貝流士形同芬蘭人的精神國父，他的《芬蘭頌》也成為芬蘭國歌，任何想爭取國家獨立的人，都會向他的《芬蘭頌》和第二交響曲取經。西貝流士活到1957年去世，享壽92歲；他與加泰隆尼亞的卡薩爾斯都是廿世紀反抗獨裁的象徵。而馬勒的作品在這段期間被希特勒與史達林禁演，只有華爾特、克倫普勒和孟格伯等少數知音在演出他的作品。但是到了1960年，透過伯恩斯坦的大力鼓吹，馬勒的風頭就開始超越西貝流士，透過唱片的普及，以及電影《魂斷威尼斯》的推波助瀾；加上1970年代伯恩斯坦、蕭提和庫貝利克分別發行馬勒全集，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了。在亞洲樂壇，日本在1930年代就開始流行馬勒，在日本祇要演出馬勒，幾乎都會客滿；2004年透過簡文彬和呂紹嘉的努力，台灣也開始進入馬勒時代；中國在2010年代，也開始經常演出馬勒的作品，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就是演出馬勒《千人交響曲》。
1907年10月馬勒到赫爾辛基做客席指揮時，他和西貝流士有一次歷史性的會晤，當聊到交響曲時，西貝流士告訴馬勒：「我很欣賞您作品的風格及形式上的嚴謹，我認為交響曲是各種音樂主題之間內在的緊密邏輯發展而成。」對此，馬勒做了如今廣為人知的回答：「不，交響曲必須像這個世界，無所不包。」
雖然馬勒自認是世界的孤兒，但在創作上他不僅直接影響了《新維也納樂派》三巨頭荀貝格、魏本和貝爾格；俄國的蕭士塔高維奇，可以說是馬勒在交響曲方面的接班人。現代作曲大師中，英國布瑞頓、美國柯普蘭和伯恩斯坦、義大利貝里歐、法國梅湘和布列茲、德國史托克豪森等人都深受馬勒的影響。
在指揮上，馬勒可說是廿世紀專業指揮家的奠基者，柏林愛樂的福特萬格勒和紐約愛樂的伯恩斯坦都是他的精神後裔；馬勒擴展了新的曲目，並提升了他所指揮的樂團底水準。在歌劇院方面，他認為指揮不但要控制音樂藝術的品質，也要一併掌握舞台設計、燈光及服裝等，才能有整體的完美演出。他和主掌拜魯特音樂節的華格納後裔威蘭·華格納（Wieland Wagner)都是廿世紀歌劇舞台改革的精神領袖。
馬勒音樂：濁世清音歷久彌新
在馬勒生時，他的交響曲被批評為太冗長、太大聲、太嚕嗦，甚至被譏為業餘人士的創作，但是死後百年的今天，卻成為交響樂的瑰寶。那些不滿人間境況和對社會紛爭的疲憊心靈，以及那些反抗外在殘酷世界不公不義的廣大聽眾，卻在馬勒高潮迭起的交響曲中追尋人性的慰藉與希望，對那些追求自由的靈魂，馬勒音樂是一面鏡子；而對那些追求新的音樂語言的前衛作曲家來說，. B 馬勒為他們留下豐富的音樂遺產。
馬勒這位《美的殉道者》終其一生追尋不懈，他的知音與弟子華爾特的一段話，最足以彰顯他在西洋音樂史上的地位：「馬勒創作的最高價值，不只來自他的秉性大膽創新且特立獨行，能表現一種令人感動的與時俱進的精神，而且來自他在求新求變之餘，更能灌注以美感、神髓與性靈，發而為濁世清音，並以永恆的藝術創作及高貴的人生為其本源。因此這些樂曲至今仍歷久彌新，未來也將禁得起時間的淘洗。」我個人深信馬勒的音樂，將會像貝多芬和莫札特的作品一樣地流傳下去，成為西方音樂文化傳統最珍貴的一部份。（2018年11月20日完稿於淡水海揚社區）
Malmö performance of Mahler's Fifth ends in brawl
ReplyDeleteThe Local news@thelocal.se @thelocalsweden
17 October 2018
https://www.thelocal.se/20181017/fist-fight-breaks-during-mahlers-fifth-in-malmo
A fist fight broke out at a performance of Gustav Mahler's Symphony No.5 in Malmö on Thursday night, after a listener was sent into a rage by another rustling a bag of gum.
The conflict began shortly after the renowned Latvian conductor Andris Nelsons brought the bombastic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th movement to a shuddering halt, leading his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deftly into the movement's slow, atmospheric adagietto, wrote the Sydsvenskan newspaper.
At this point that the rustling on the second balcony became apparent, ruining the effect of the gently soaring strings and softly plucked harp for all sitting nearby.
After a few minutes, a young man sitting next to the woman with the chewing gum lost patience, snatched the bag from her hands and threw it to the floor.
A witness told the Sydsvenskan that the woman had appeared chastened, sitting in silence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70-minute romantic epic,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has been likened to climbing Mount Everest.
The moment the music stopped, however, she took her revenge.
"When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e woman turned towards the man and said something," Britt Aspenlind, who was sitting two rows behind the pair, told the newspaper. "The woman gave the younger man a slap right in his face. He became angry and started fighting back."
Another witness said that the blow had been powerful enough to knock the man's glasses from his face. The woman's companion, an older man, then seized him by his shirt, and began to throw punches in his direction.
Olof Jönsson, who was sitting in the row behind, described the onslaught as "a violent attack". "It was very unpleasant actually.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he told Sydsvenskan.
Eventually, the other audience members managed to calm the two sides down and they went home.
After news of the brawl was published in Sydsvenskan, the concert venue Malmö Live posted a light-hearted list of concert etiquette.
"Everyone thinks it is wonderful to sit at a hockey or football match and drink a beer or coffee and eat little snacks…" it said. "In a concert hall with world class acoustics it is not however suitable to bring rustling bags of crisps."
Anna-Maria Havskogen, the venue's communication chief, said she had felt that this was a rare moment when the venue could bring such matters to the public's attention.
"We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felt that it was a good situation to write something up about etiquette and correct behaviour," she said. "Normally we have no such misbehaviour, you could say, but we realized the news value."
Asked whether the venue had other concerts planned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high risk, Havskogen initially said there were none, before following up with a text message sent to the newspaper.
"Possibly Verdi's Requiem on November 1st and 2nd could be a high-risk concert actually," she wrote. "Extremely powerful, will awaken strong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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