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精神疾病污名化，媒體名人貢獻大
蘇冠賓
中國醫藥大學 精神醫學及神經科學教授
名人勇敢揭露自己病情和就醫歷程、媒體願意理性報導化解歧視，
對於去除精神疾病污名化（Stigma）有很大的幫助，
其成效和第一線醫師一樣，可以解救很多病患的生命。
對於去除精神疾病污名化（Stigma）有很大的幫助，
其成效和第一線醫師一樣，可以解救很多病患的生命。
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劇，從「精神病患無差別殺人」事件，延伸出引人深思「精神疾病污名化」的深刻故事。無差別殺人令人髮指，一般民眾很難理解：「受害者和加害者兩造都是悲劇」。去除污名化最困難的是情感層面的衝突，以戲劇呈現則是最好的方式。
精神疾病對患者及家屬造成巨大的身心傷害，但是接受適當治療的患者僅佔少數。在面對身心疾病眾多錯誤迷思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對精神病的「污名化及標籤化（stigmatization）」，造成患者活在被「另眼相看、社會排擠」的世界中，導致病患不得不否認自己的疾病、延誤就醫、造成嚴重失能、甚至危及生命。
世界頂尖期刊Nature稍早刊登了一篇「Feeling overwhelmed by academia? You are not alone」的文章，強調大學逐漸重視研究生壓力、憂鬱和焦慮疾患，以及科學家勇於面對並分享自身治療精神障礙心路歷程。去除精神疾病的恥辱感和污名化，科學家從自己做起！Nature在所有議題的探討都是先驅者，難怪會成為世界最好的科學期刊！
不公平的對待會對弱勢族群造成極大的傷害
精神科醫師花很多的心力，協助患者面對社會偏見，這些偏見造成病患在求職、社交、教育、甚至是在就醫時遭受歧視和排斥；甚至被保險公司拒保或被企業排擠而被迫離職！事實上，污名化起源自對精神疾病的恐懼和無知，加上媒體戲劇性地「妖魔化」精神病患…。這些被現代科學視為繆誤觀念的潛在歧視，仍不斷對病患的造成烙印和傷害。
當社會上充斥著源於「偏見和恐懼」的排斥，就會把侵犯病患人權視為理所當然。要改變社會大眾的偏見，教育是最基本的做法。台灣社會非常需要全國性的「去污名化」運動！精神醫學除了診斷和治療精神病患之外，更應致力於社會運動，推展精神健康智識給社會大眾。只有不斷進行教育推廣，才能改變神權、君權時代所遺流下來的錯誤認知。
波蘭「面對抑鬱症」的全國社會運動
至2010年起波蘭精神醫學會就開始推動「面對抑鬱症」的全國社會運動！在這個主題叫做「Nie
oceniam, akceptuje（我不批評，我接納）」的行動中，波蘭眾多知名的演員、音樂家、歌手、外交官、作家…，都出來公開自己的憂鬱症病情和治療經過。憂鬱症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患者願意接受治療，因此名人勇敢自我揭露、公開呼籲「去除污名化」，可以比醫師拯救更多的生命！去年（2018）我很榮幸接受了活動籌劃人之一，也是波蘭多年學術合作的好友Piotr Galecki教授的邀請，一同共襄盛舉。該活動包括了一系列公關宣傳、公益、以及學術活動，更邀請到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前往贊助。
名人勇敢公開地站出來呼籲，意義重大
在先進文明的地方，心靈生病不是不光采的事。協助精神病人去除污名化，台灣媒體和名人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Janet是一位成功的主持人，日前勇敢公開自己的病情，對千千萬萬因憂鬱症「被貼上標籤」的罹病患者，應該是難能可貴的激勵和鼓舞。Mariah Carey也公開自己罹患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病的消息，她提到被診斷的當下，她對自己產生強烈的否認、害怕失去一切、並且感到無比的孤立和無助，「疾病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別人發現後，看待自己的異樣眼光所產生的巨大壓力」。
「萬世巨星」電影老片重拍，加入精神疾病的新素材，更一舉拿下奧斯卡「原創歌曲獎」，Lady Gaga在受獎時坦言自己早年創傷、長期憂鬱症的心理折磨，呼籲大眾重視心理健康。電視電影戲劇願意製作優質的作品、報章媒體願意中立理性報導、社會名人或公眾人物能勇敢地站出來，對於去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有莫大的幫助。
加把勁，去除精神疾病污名化（2019/4/12 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90412/3830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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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克萊伯德是迪倫·克萊伯德的母親。迪倫為科倫拜高中槍擊屠殺案的兇手之一，殺了 12 名學生及 1 名老師。她花了幾年的時間挖出家庭生活的細節，試著了解她到底能做什麼，才能防止兒子的暴行。克萊伯德在這場非常艱難、令人動容的演講中，探討精神健康與暴力行為的交會點，並向家長及專業人士倡導，要繼續研討自殺念頭與謀殺念頭的關聯。https://bit.ly/2v1uNCI
Andrew Solomon: Depression, the secret we share
"The opposite of depression is not happiness, but vitality, and it was vitality that seemed to seep away from me in that moment." In a talk equal parts eloquent and devastating, writer Andrew Solomon takes you to the darkest corners of his mind during the years he battled depression. That led him to an eye-opening journey across the world to interview others with depression -- only to discover that, to his surprise, the more he talked, the more people wanted to tell their own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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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克萊伯德是迪倫·克萊伯德的母親。迪倫為科倫拜高中槍擊屠殺案的兇手之一，殺了 12 名學生及 1 名老師。她花了幾年的時間挖出家庭生活的細節，試著了解她到底能做什麼，才能防止兒子的暴行。克萊伯德在這場非常艱難、令人動容的演講中，探討精神健康與暴力行為的交會點，並向家長及專業人士倡導，要繼續研討自殺念頭與謀殺念頭的關聯。https://bit.ly/2v1uNCI
Andrew Solomon: Depression, the secret we share
"The opposite of depression is not happiness, but vitality, and it was vitality that seemed to seep away from me in that moment." In a talk equal parts eloquent and devastating, writer Andrew Solomon takes you to the darkest corners of his mind during the years he battled depression. That led him to an eye-opening journey across the world to interview others with depression -- only to discover that, to his surprise, the more he talked, the more people wanted to tell their own stories.
Kevin Breel: Confessions of a depressed comic
身為球隊隊長、派對萬人迷又渾身自信，Kevin Breel 看起來不像個患有憂鬱症的小孩。但他今天要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在那個夜晚，他了解到，為了救自己的性命，他必須說出四個簡單的字的故事。
JD Schramm: Break the silence for suicide attempt survivors
Even when our lives appear fine from the outside, locked within can be a world of quiet suffering, leading some to the decision to end their life. At TEDYou, JD Schramm asks us to break the silence surrounding suicide and suicide attempts, and to create much-needed resources to help people who reclaim their life after escaping death. Resources: http://t.co/wsNrY9C
Even when our lives appear fine from the outside, locked within can be a world of quiet suffering, leading some to the decision to end their life. At TEDYou, JD Schramm asks us to break the silence surrounding suicide and suicide attempts, and to create much-needed resources to help people who reclaim their life after escaping death. Resources: http://t.co/wsNrY9C
Lady Gaga 在第 61 屆葛萊美獎受獎時，呼籲大眾重視心理健康問題 (https://www.facebook.com/womany.net/posts/2447179398629014)。
ReplyDelete第 61 屆葛萊美獎在今天上午 9:00（台灣時間）舉行頒獎典禮，Lady Gaga 與 Bradley Cooper 以《一個巨星的誕生》電影主題曲〈Shallow〉，分別奪下最佳流行組合／團體表演、最佳影視原創歌曲獎。
Lady Gaga 在上台受獎時，除了感謝一直在身旁支持自己的好夥伴 Bradley Cooper，也鄭重的提到了心理健康問題，並且呼籲大眾重視此事：
「我只想說，我真的很榮幸能成為這部電影的一份子，一起傳遞心理健康的議題，因為這件事情是如此重要。有許多藝人正面臨心理健康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照顧彼此。」
「如果你看見某個人受傷，不要視而不見；如果你正在受傷，即便會很辛苦，試著深入你的內心，去尋找那份潛藏的勇氣，並且試著向外求救。」
“If I don't get another chance to say this, I just want to say I'm so proud to be a part of a movie that addresses mental health issues. They're so important. A lot of artists deal with that. And we gotta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So if you see somebody that's hurting, don't look away. And if you're hurting, even though it might be hard, try to find that bravery within yourself to dive deep and go tell somebody and take them up in your head with you.”
Lady Gaga 曾經坦言自己在 19 歲遭性侵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她曾歷經長時間的心理折磨，嚴重影響到工作，這讓 Lady Gaga 不得不向外尋求協助，她曾在 SAG-AFTRA 的演說上提到：「我會看到一直折磨我的事件片段，還有那些經歷不斷在我腦海盤旋⋯⋯但是我沒有辦法獲得任何與心理健康有關的協助。」（推薦閱讀：性侵倖存者的告白：罹患 PTSD 之後，我學習與自己和好）
「而這樣的症狀變成慢性疼痛、纖維肌疼痛、驚恐發作⋯⋯還會陷入自殺、自虐意圖的心理螺旋裡。」
成為一位巨星，對於 Gaga 來說不只是帶來聲望，更是讓她擁有廣大的平台，為那些與她同樣深陷在心理疾病的人發聲。過去面對心理疾病，我們避而不談，甚至認為患有這些心理疾病的人是「想太多」、「自找麻煩」，習於鼓勵深受折磨的人要正向思考，但是這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將問題根源隱藏在台面下，放任他們的焦慮、恐懼蔓延生長，最後演變成自殺、自虐的情況。（推薦閱讀：心理師聊「自殺」：他們渴望被理解痛苦，而非否認痛苦存在）
Lady Gaga 說：「我們需要為心理健康問題帶來更多曙光，我們需要分享自己的故事，讓心理健康議題不再存於黑暗之中。」
她的呼籲，正點出了我們處理心理健康問題的態度，而是時候讓這些事情浮上檯面，攤在陽光底下。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讓患者有勇氣求助的環境，去聆聽、去理解，進而給予更多同理及協助。
如果你身旁有正遭受心理疾病折磨的人，請不要忽視他，可以嘗試去聆聽，或者鼓勵他尋求專業協助；如果你是那位正在遭受心理疾病折磨的人，也請不要害怕，可以找一個值得自己信任的家人、好友，向他們求助。
心理疾病不該被忽視、忌諱，我們可以從小地方做起，開始建立一個友善的求助環境。
參考資料：
[1] Lady Gaga Opens Up About Her ‘Mental Health Crisis’, Variety（2018/11/9, https://variety.com/2018/scene/news/lady-gaga-mental-health-struggles-1203023093/）
[2] Lady Gaga gives emotional speech on mental health By MiNDFOOD | FEBRUARY 12, 2019 (https://www.mindfood.com/article/lady-gaga-gives-emotional-speech-on-mental-health/)
這是對於污名化最精闢的演講之一：
ReplyDelete這是林奕含在自己的婚禮上的演講逐字稿，能在自己的結婚典禮上發表這樣的談話，敘述自己與精神病奮鬥的生命歷程，真的需要有極大的勇氣。
臉書連結：https://reurl.cc/26RKO
ＦＢ內容：
三年前的四月三日是奕含和Ｂ的婚禮。在婚禮上，奕含做了一段演講，內容主要是針對「
精神病去污名化」。奕含說，他要做一個「新人」。
Ｂ告訴過我，他和奕含有大大小小的紀念日，這些日子到來，他都格外思念與感傷。
僅以謄打〈婚禮的話〉陪伴Ｂ度過他和奕含的結婚紀念日，並提醒我自己，我親愛的奕含
之一最在乎的事情。
與各位分享。
■
嗨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新娘
我叫林奕含
然後新郎在這邊
他叫Ｂ
今天是一個喜氣的日子所以我理應說一些喜氣洋洋的話
但是很不幸地我這個人本身就沒有什麼喜氣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台灣的婚禮開始了一個習慣
就是新人常常要準備一些表演來自娛娛人
但是很不幸地我沒有任何才藝
我不會唱歌不會跳舞
我不會拉小提琴不會吹長笛
事實上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會
但我會寫兩個字
所以我今天來說幾句話
噢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雖然我們兩個好像很早結婚
但是我沒有懷孕
我只是比較胖而已
接下來講的內容可能會比較嚴肅
我今年差幾天就滿二十五歲了
我從高中二年級大概十六七歲的時候就得了重度憂鬱症
準確一點來說是
我從高中二年級開始了我與重度憂鬱症共生的人生
後來遇到了一些事情
又在這上面加上了 PTSD
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重鬱症這件事情
它很像是失去一條腿或者是失去一雙眼睛
人人都會告訴你說
你只要去聽音樂啊你只要去爬山啊
你去散心啦你跟朋友聊聊天啊
但我知道不是那樣的
我失去了快樂這個能力
就像有人失去了他的眼睛然後再也拿不回來一樣
但與其說是快樂
說得更準確一點就是熱情
我失去了吃東西的熱情
我失去了與人交際的熱情
以致於到最後我失去了對生命的熱情
有些症狀是或許你們比較可以想像的
我常常會哭泣
然後脾氣變得非常暴躁
然後我會自殘
另外一些是你們或許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會幻覺
我會幻聽
我會解離
然後我自殺很多次
進過加護病房或是精神病房
因為是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開始生病的
我每個禮拜二要上台北做深度心理治療
每個禮拜五要到門診拿藥
這就有點接近我今天要談的
「精神病汙名化」的核心
我是台南人
我在台南生病
但是為什麼每一個人都告訴我
我要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去治療我的疾病？
我為什麼要上台北？
當然後來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缺課太多
差一點沒有辦法從高中畢業
前幾年我的身體狀況好一點
我就重考
這幾年一直處於沒有工作也沒有學業的狀況
但前幾年身體好了一點
然後考上了政大中文系
在中文系念一念
很不幸地念到第三年的時候
又突然開始病情發作
所以我又再度地休學
在我休學前那一陣子
我常常發作解離
所謂的解離呢
以前的人會叫它精神分裂
現在有一個比較優雅的名字
叫做思覺失調
但我更喜歡用柏拉圖的一句話來敘述它
就是靈肉對立
因為我肉體受到的創痛太大了
以致於我的靈魂要離開我的身體
我才能活下去
我第一次解離是在我十九歲的時候
我永遠都記得
我站在離我的住所不遠的大馬路上
好像突然醒了過來
好像那時候正下著滂沱大雨
我好像被大雨給淋醒了一樣
我低頭看看自己
我的衣著很整齊
甚至彷彿打扮過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出的門
去了哪裡
又做了些什麼
對我來說
解離的經驗是比吃一百顆普拿疼
然後被推進去加護病房裡面洗胃還要痛苦的一個經驗
從中文系休學的前幾個月
我常常解離
還有另外一個症狀是
沒有辦法識字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
對
但是我打開書我沒有一個字看得懂
身為一個從小就如此愛慕崇拜文字的人來說
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沒有辦法參加期末考
那時候正值期末考
我的那時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過去講話
我請我的醫生開了一張診斷證明
然後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給各個教授
跟他們解釋說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參加期末考
這時候系主任與助教就坐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助教在那邊看著我
然後他說
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
自殘啊自殺啊
我看你這樣蠻好蠻正常的
然後這時候我的系主任對我說了九個字
這九個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他拎起我的診斷書然後問我說
你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你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當下的我我覺得我很懦弱
我就回答他說我從醫院
但我真的很後悔我沒有跟他說
主任
我沒有笨到在一個
活在一個對精神病普遍存在著扁平的想像的社會裡
用一張精神病的診斷書去逃避區區一個期末考試
然後你問我從哪裡拿到的
從我的屁眼啦
幹
對
我很想這樣說但是我沒有
所以我要問的是
他是用什麼東西來診斷我？
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裝？我的唇膏？
或是我的口齒來診斷我嗎？
這個社會對精神疾患者的想像是什麼？
或我們說得難聽一點
這個社會對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麼？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襤褸
然後口齒不清
然後六十天沒有洗澡去找他
他就會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
又或者他覺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
請設想一下
今天你有一個晚輩他得了白血病
你絕對不會跟他說
欸我早就跟你講
你不要跟有得白血病的人來往不然你自己也會得白血病
不會這樣說吧？
你也不會跟他說
我跟你講都是你意志力不夠你的抗壓性太低
所以你才會得白血病
你也不會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一直去注意你的白血球呢？
你看你的手指甲不是長得好好的嗎？
為什麼要一直去想白血球呢？
你也絕對不會這樣說
你也更不會對他說
為什麼大家的白血球都可以乖乖的？
你的白血球就是不乖呢？
要白血球乖乖的很難嗎？
這些話聽起來多麼地荒謬
可是這些就是我這麼多年來
聽到最多的一些話
很多人都問說
我為什麼要休學
為什麼可以不用工作
為什麼休學一次休學兩次
然後 bla bla bla
沒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還要不甘心
這個疾病它剝削了我曾經引以為傲的一切
比如說我曾經
沒有縫隙的與我父母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我原本可能一帆風順的戀愛
或是隨著生病的時間越來越長
朋友一個一個地離去
甚至是我沒有辦法念書
天知道我有多麼地想要一張大學文憑
還有有吃過神經內科或是精神科的藥物的人應該都知道
吃了藥以後
你的反應會變得很遲鈍會很嗜睡
我以前三位數的平方我心算只要半秒就可以出來
我現在去小吃店
我連找個零錢都找不出來
還有吃其中一種藥
我在兩個月裡面胖了二十公斤
甚至還有人問我說
欸你為什麼不少吃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某一種無知它真的是很殘酷的
我從來沒有做出任何選擇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寫文章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只有在講一句話
就是
不是我不為
我是真的不能
在中文系的時候
我班上有遇到一些同學
他們是所謂的文青
他們簡直恨不得能夠得憂鬱症
他們覺得憂鬱症是一件很詩情畫意的事情
我站在我的疾病裡
我看出去的蒼白與荒蕪
我只想告訴他們這種願望有多麼地可恥
我也認識很多所謂身處上流的人
他們生了病卻沒有辦法去看病
因為面子或無論你叫它什麼
我也知道有的人他生了病想要看病
卻沒有錢去看病
比如說我一個月藥費和心理諮商的費用就要超過一萬元
想到婚禮這件事
我整天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我跟Ｂ站在這裡
不是因為我歌頌這個天縱英明的異性戀一夫一妻制度
我支持多元成家
也支持通姦除罪化
我穿著白紗
白紗象徵的是純潔
可是從什麼時候
所謂的純潔
從一種精神狀態變成一種身體的狀態
變成一片處女膜？
或者比如說
人人都會說
啊這是一個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時刻
這句話是多麼地父權
他說這是一個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時刻
不是說你美
意思是說
從今以後無論你裡或外的美都要開始走下坡
意思是
從今以後
你要自動自發地把你的性吸引力收到潘朵拉的盒子裡
跟Ｂ在一起的這幾年
他教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其實只有兩個字
就是平等
我從來都是誰誰誰的女兒
誰誰誰的學生
誰誰誰的病人
但我從來不是我自己
我所擁有的只有我和我的病而已
跟Ｂ在一起的時候
我是他女朋友
但不是他「的」女朋友
我是他未婚妻
但不是他「的」未婚妻
我願意成為他老婆
但我不是他「的」老婆
我坐享他的愛
但是我不會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今天在這個場合
如果要說什麼Ｂ是全世界最體貼我的人啦
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啦
全世界對我最好的人啦
然後我要用盡心力去愛他經營我們的感情啦
我覺得這些都是廢話
因為不然我們也不會站在這裡
關於「新人」這個詞
今天我跟Ｂ是新人
這個詞只能讓我想到我最喜歡的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他說的新人
他常常在書裡引用到這個概念
他的書寫不是寫給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大人們的
甚至也不是寫給存在這個世界上的小孩
而是寫給那些比最新的人還要新
給尚未出世的孩子們寫的
新人這個詞出自新約聖經
是使徒保羅叫耶穌基督為 New Man
所以我在想
如果今天我是新人
如果我可以是新人
如果我可以成為新人
如果我可以成為一個新的人
那麼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他人的痛苦有更多的想像力的人
我想要成為可以告訴那些恨不得得精神病的孩子們這種願望是不對的的那種人
我想要成為可以讓無論有錢或沒有錢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去看病的那種人
我想要成為可以實質上幫助精神病去汙名化的那種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以安全為名的剝奪，誰與「惡」更為接近？
ReplyDelete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917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賺人熱淚的一幕，是應家一家人來探望應思聰，而他從醫院走出來，詢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姊姊思悅告訴他，等你穩定下來就可以回家了。他卻只是一直重複：「我不會再打人了。對不起。我要回家。」然而，就算誠心悔改或是予以承諾，他仍已被關住了──在醫院裡，在新聞的標題裡，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
讀者投書
文：林輿汝
近日，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題材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公視上播出後迅速竄紅。這部電視劇除了寫實地刻畫了加害者、被害者與犯人辯護律師的心境外，更血淋淋地揭露這整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包括媒體給予精神病患的那些與「暴力、變態」有關的定位和連結、一般民眾對精神疾病患者「一脈相傳」的刻板印象、站在「正義」那方的人們以「安全」為名向精神病患的剝奪等問題。
媒體給予的標籤與建構
在本劇中，寫實地呈現思覺失調患者的病發經過。無差別殺人事件犯案者的妹妹李大芝，與房東兼同居人的應思悅原本相處良好，有天卻來了一位沈默又焦躁的新房客，原來是思悅的弟弟應思聰。應思聰原是一名前途無量的年輕導演，卻因女友輕生與導演一職被替換等事，讓他性格驟變，甚至出現幻聽與幻覺。某一天下午，他提著兩大包攝影機前往社區的幼稚園拍攝先前未完成的電影，卻被誤以為是附近康復之家的精神病患持槍狹持幼稚園班級，引起軒然大波。最後情緒難以穩定的他被警方逮補，並在後來被證實罹患思覺失調症。
此一事件卻是在劇中新聞媒體的大肆渲染下，才變為這麼大的一場烏龍。應思聰在未經警方證實的情況下，各家媒體便已將其報導成闖入幼兒園的變態，甚至直接現場連線。原因是應思聰站在幼兒園外自自言自語的行為，已與附近居民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不謀而合。
而在普遍大眾的印象與媒體的設定裡，「神經病」站在幼稚園外，除了拿槍狹持幼童，似乎不能再做出任何合理的事情了。於是在未採訪到當事人，僅採訪路人的狀況下，那兩袋攝影袋就成了槍袋，儘管應思聰口裡聲聲嚷著他在拍片，儘管他並沒有傷人，卻仍是個倘若被釋放便會危及社區安全的「神經病」。在此反映出台灣的新聞媒體為求快速而未落實謹慎，甚至為求標題聳動，在報導精神疾病患者時總傾向將其與暴力事件做連結。
劇中的精神科醫生便說：「精神患者被污名都是你們這些媒體造成的。」這樣說或許過於誇大，卻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是在劇中或是真實的社會裡，精神病患在媒體裡多半呈現負面特質。研究顯示，在1991年至2003年這13年間，《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精神病患的報導內容中，暴力犯罪的出現頻率最高。佔整體比例約三分之一，遠超過其餘主題。相較之下，較為中性的疾病知識主題，僅佔整體報導8.3％。雖然媒體運作的邏輯著重於報導異常事件，特別是社會新聞多半都是負面訊息。然而，媒體這種為精神病患貼上標上「暴力」標籤的方式，往往會強化讀者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
g04-b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一脈相傳」的刻板印象，社會對精神疾患的「期待」
在本劇的第二集，便以「居民抗議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之家在社區興建」的報導為開頭，理由各式各樣：「我們不是歧視，這麼熱鬧的地方，根本不適合他們啊！」「如果看到他們的話，還是會希望他們和小孩子保持距離啊。」在公設辯護律師王赦協助應思聰獲釋後，其妻子竟向他表示要替小孩換幼稚園：「因為不安全啊！你不是讓那個神經病被放出來了？」而就連思聰自己的父親，也將思聰的病發歸因於「挫折容忍力不夠」，甚至叮囑女兒千萬不要將這件事告訴未來的婆家，因為不會有父母會答應自己的兒子去娶一個家裡有精神病史的女人。這種對精神疾病者不堪的想像，已不再只是老一輩的思想，竟已是一個「一脈相傳」的觀念。而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負面聯想，也不再只有暴力。
3年前留下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便自殺的台灣女作家林奕含，在她的婚禮上便發表過一段有關「精神病去污名化」的演講。她表示，身為一個台南人，在台南生病，她不明白為什麼需要去沒有人認識她的台北做治療。而她於中文系就讀時，因受不了解離的痛苦而將她的重鬱症診斷書寄給各個教授，系主任與助教卻不相信她，甚至認為她在用一張診斷書逃避期末考──因為她的行為看起來很正常，沒有哭鬧，口齒清晰，甚至打扮得體。讓她不禁質問：「這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期待』是什麼？」是否她今天衣衫襤褸，口齒不清，60天沒洗澡去找教授，教授便會相信她真的有精神病了呢？
有一種無知是可怕的。而在大眾扁平的想像裡，與「神經病」相連結的，當然不只暴力與變態，還有自殺、自殘、污穢、不治之症。除此之外，對精神疾病產生的原因，也總是家族遺傳、想太多、抗壓性低等解釋。
以「安全」為名的剝奪，誰與「惡」更為接近？
與精神疾病污名化相呼應的，還有對精神病患的「排除」。在劇中，社區居民建議康復之家「搬到山上，比較清幽可以靜養」。律師的妻子也咆哮：「神經病就是要關起來！他們這樣四處亂跑，我日子還要不要過啊？」立委接受採訪時甚至說：「尤其是不能容忍有這麼多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在都會區居住。治亂世用重典，應該要集中管理，不能讓他們四處流竄。而且，這個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的門檻太高了！」
在我們對精神疾病患者貧瘠的想像裡，他們總是需要一個遠離社會的環境，且是會危及社區、孩童安全的危險因子。近年來精神醫學界的的共識卻是：對絕大多數精神疾病病患來說，社區型治療和照顧，遠好過「隔離」。劇中的精神科醫師也表示：「在殺人的事件中，只有5％的犯人有罹患精神疾病，且極少數是會攻擊其他人的，大部分是攻擊自己的家人。」然而，大部分民眾卻以這種以「安全」為名的、以對孩子的「愛」為後盾的方式，要求精神病患被隔離。
現行精神衛生法對精神病患強制住院的規定是：「要有傷人或自傷之虞。」可怕的是，有時候，警方竟然可以因為輿論、或是立委的擔心，就把一個沒有自傷、或是傷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強行住院。事實上，3年前發生的「政大搖搖哥事件」，便與劇中所提到的「哈哈哥事件」類似。
搖搖哥時常出現在國立政治大學校園內，但從無自傷或傷人，只是經常搖頭、揮舞手臂及自言自語。2016年，在內湖發生隨機殺人案件後，台北市政府無預警將其強制送醫──儘管過程中搖搖哥不斷反抗並大喊：「我沒有犯法」、「我有傷人嗎」。這不禁讓人疑惑：倘若世上定要有善惡之分，那拿精神病患的自由來成就安全，進而剝奪他們與社會接軌機會的我們，與未曾傷人，卻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究竟是誰更接近「惡」？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賺人熱淚的一幕，是應家一家人來探望應思聰，而他從醫院走出來，詢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姊姊思悅告訴他，等你穩定下來就可以回家了。他卻只是一直重複：「我不會再打人了。對不起。我要回家。」然而，就算誠心悔改或是予以承諾，他仍已被關住了──在醫院裡，在新聞的標題裡，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
無疑地，我們的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是刻薄的。或者應該說，我們在自認對他們富有同情的想像裡，填滿了名為「危險」的恐懼，自己卻渾然不知。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是隱晦而長久的問題，它的成因複雜，包括媒體的建構、人們的欠缺了解。《我們與惡的距離》硬生生地扒開這個根植在社會中的病徵，皮開肉綻地，但也沒有告訴我們何為對、錯。去除污名化非一蹴可幾，但破除恐懼的方法之一是嘗試了解──我想這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試圖給予我們的，也是對精神疾病患者最好的祝願。
「惡」離我們很近，生病也離我們很近 害怕和污名化有一天可能反撲到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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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0 · 作者 / 精神科醫師陳璿丞 · 出處 / Web only
我們的社會好像只要知道犯罪的人是生病的，這個社會就不再有責任了，責任就是父母的、責任就是教養的。你我他，我們都是正義使者，都遠離邪惡。過去也沒有人願意好好討論精神 病人的窘境，政府給社福衛政的薄弱資源像是一塊薄薄地紗布，遮著就沒事了。
犯罪就坐牢、殺人就償命，這樣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什麼要討論？把人給殺了不就好了嗎？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法扶律師王赦說了，像是「把人給殺了就能夠解決一切了？」就不會有新的殺人犯出來了？這世界就太平了？
正如不願正視精神疾病一樣，從來沒有人睜大眼睛看太陽，彷彿看了會瞎眼。對於瘋狂的害怕，就像是我們怕蛇一樣，那是種根深蒂固的排斥。過去從來不曾正視、過去不用去知道這些人；我們所做的就是把這些人隔離起來，離開我們的生活，彷彿不用講、不討論，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那麼媒體呢？前年我做了小小的研究，我很想知道台灣媒體如何描述「思覺失調」（舊名為「精神分裂」）。2014年5月台灣精神醫學會認為這個舊名被污名化了，想要跟從日本的改名行動；過去其他國家改名都失敗，污名還是污名。台灣呢？我找了2011~2017年的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透過他們的搜尋欄分別找這2個詞，再來看內文，這些文章裡高頻率出現的相關詞，大約3成都和法律、犯罪有關，像是無罪、殺人、病人、律師、持刀等等。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精神科醫師林一駿說了一句：「在所有犯人裡，有思覺失調症的不到5%，」但是媒體的報導卻都偏重在犯人得了這個疾病，彷彿思覺失調症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好像只要知道這個犯人是生病的，這個社會就不再有責任了，責任就是父母的、責任就是教養的。你我他，我們都是正義使者，都是遠離邪惡。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但「惡」離我們很近，生病也離我們很近。為什麼要在乎？因為你我他，還有我們的家人，或是身邊的人，都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的害怕、我們的污名化，或許有一天會反撲到我們身上。我們寧可躲著、偷偷摸摸地說著；罹病像是家族的恥辱， 狠狠地烙印在身上，如同劇中一幕，應思悅的父親向她說：「如果我知道你媽媽的家族有這樣的病史，我就不會娶她了。」
什麼時候才有人出來說「這不是恥辱，這僅僅是生病了」。
現在它有藥可醫，有方法可以處理， 只要我們多點耐心、多點包容。這不可怕，我們可以出來直視它、面對它，如果像直視太陽一樣太刺眼了，我們可以躲在醫療或是專業人員的遮罩之後；如果太害怕，卻什麼都不做，那心中的大惡魔只會越來越大，我們離惡也會越來越近。
在小小的台灣，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很多前輩很努力地想要告訴大家「這是病，這不恐怖」。我們不必害怕那個和我們一樣的人類，他僅僅是生病而已。常有很多人投書，要尊重人權兩公約，檢討我們的法律、檢討廢死不廢死、檢討我們的醫療政策。
不是只有判完死刑、執行槍決就沒事了，這世界沒有那麼簡單，心中的大惡魔也不會這麼快離開我們。只有大家都站出來，想想我們要怎麼做？我們需要什麼？我們正走到哪了？有更多體諒和包容，才可以讓更多的康復之家不會被驅逐、更多人願意相信醫療和人性。
《我們與惡的距離》家庭心理學：我有精神分裂症，這個家還願不願意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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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女人迷 編輯 Shanni
2019/04/08
《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到第六集，懷才不遇的導演應思聰闖入幼稚園「狹持孩童」促成一件轟動的社會新聞。他被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整個家陷入不安與恐懼。 姐姐應思悅忍痛問：「如果他得的是癌症，會不會好一點？」也許還不能理解什麼是精神病，但作為家人，是看見你痛也跟著痛，在走出家門面對社會以前願意共同努力。
我弟弟他，好像怪怪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由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開啟各種社會議題探討。其中除了探討司法正義與人性，更深入各種家庭關係。
有一個完美的未婚夫、有自己的事業，天性外向開朗的應思悅看似走向人生勝利組，但上天卻在這時候投擲給她一個震撼彈：妳那個懷才不遇的弟弟，他很不好，必須接他「回家」。
從應思聰搬進家門開始，思悅開始發現到他的異狀。他將房間窗戶貼滿報紙、不曾停止的震耳音響，幻想到處充滿監聽器，甚至拿刀相向，懷疑室友李大芝是有人派來監視他的人。
「他只是壓力太大啦。」思悅想安慰大芝，但聲音顫抖，比較像是安慰自己。
直到新聞媒體播出應思聰闖入社區幼兒園，「狹持」孩童一整晚、造成家長與附近居民恐慌後，應思悅慌忙奔波到警局，再忍痛送弟弟到醫院進行精神治療。她開始發現自己得正視這個問題：「我們好像都沒有關心弟弟」、「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好像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家不只有一個「神經病」
應思聰的確診診斷書一出，思覺失調症，俗稱精神分裂症，應家人陷入了絕望低潮。這時候我們開始比較注意到他們的特殊家庭狀況：思悅與思聰有一個同父異母的「阿姨」。在問題發酵時，阿姨說話說得最大聲，她向應爸抱怨家庭現況，指出自己「沒辦法照顧一個精神病患」，努力地想守護現有的和平。
身為觀眾，我們也會忍不住投射，這的家的問題應是從這個繼母開始延伸。但殊不知，應爸這時又帶來了一個更驚駭的消息。
圖片｜公視提供
應爸透露應思聰並非家族裡第一個「神經病」，早在他母親那一輩，家裡後院關著一個發瘋的姨婆。他看過她全身光溜溜的樣子跑來跑去，但又知道這是整個家族的秘密，沒有人願意談論。
這段故事帶出了台灣的「家」場域常常具備隱蔽性質。家是封閉與壓抑的，家醜不可外揚；家庭內的黑暗面，不可被共享，缺乏討論，也缺乏被解決的可能。家醜一直被鎖在家門內，世世代代地牽引著整個家族的人。
劇中精神科醫師林一駿提醒，精神病的確有家族遺傳的可能。家內創傷的不被看見、不願溝通，前世代所逃避的東西，被關起來的瘋女人，她的瘋狂基因，遺傳到應思聰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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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很快可以發現，繼母「阿姨」並不是造成應家孩子傷害的人，她只是一個照顧應爸後半生的平凡女人，她有她顧慮的平凡的事。於是，她始終願意去承接這個家的轉變與重擔，因為有愛。
她的出現提示一件事：血緣不是「完整一個家」的重點。在整部劇不斷隱隱透露「誰想當殺人犯的父母」、「誰想當精神病患的兄弟姐妹」的大眾恐懼心裡時——背後的恨，歸咎於血緣唾棄，想與血親「異類」切割關係——這個與應家沒有血緣關係的「阿姨」，卻有可能是共同扶持這個發病的家的成員之一。
瘋姨婆將瘋狂病毒傳承至整個家族，不去面對，就是賭一把，賭看到哪一代的哪一個人身上準備再次發作？
然而我們知道，傳承下來的不一定瘋狂「病毒」，而是未見的傷口。血緣傳承說不應是藉口、病理的不可抗因素，這只是讓我們順勢逃避掉無力面對的創傷。
從應思聰的幻症病態、逐漸歪斜的外表，都可以看見他如何承擔這整個家族曾經被隱蔽的傷痕：別再逃避了，我很痛，這個家還願不願意愛我？
「如果是癌症，會不會好一點？」
但如果這個傷埋得這個深，要重新面對它，何其困難？
「如果他得的是癌症，會不會好一點？」應思悅絕望的問，精神病到底是什麼？要接受它好難，人生好像一下子掉入深邃黑洞。要面對繼母的質疑、照護精神病弟弟的困難、未來婚姻男方家庭的觀感，太多關卡打擊著這一家人，應父在此刻無可應付地心臟病發；還沒集合力量，又一個人被抬進醫院裡。
圖片｜公視提供
應思聰在被告知父親住院的消息，像是突然回歸「人樣」，歪著身體努力地吐出隻字片語：「他怎樣不好，我要去看他。」像個孩子，直線式的話語，柔軟地讓人心碎。
鏡頭轉到醫院病床，我們看見他們父子緊握著彼此的手，說我們要一起變好。
這一幕像是暗示，「病」都是一樣的。心臟病或思覺失調症，都是有病，有病就需要被治療。但這個社會對於精神病症的污名，卻讓復原之路顯得漫長。
「如果是癌症，會不會好一點？」這句話其實在絕望之外，還帶有希望。也就是，我知道你生病了，我也許還不懂那是什麼，但我看到你疼痛，我心裡也很痛。身為家人是，在理解知識以前，我們什麼沒有，但我們有愛。
我們還可以繼續發現，應思悅說這句話，不是她不願意面對弟弟的病症，而是她害怕這個社會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家。很多時候都是如此，在我們接納家庭破碎以前，我們一邊應付著家以外的社會眼光。這個社會習慣劃分「問題家庭」與「正常家庭」，劃分你我——你不正常，我是正常的。
圖片｜公視提供
「你願意接受我的家人嗎？」應思悅準備要步入人生下一個階段，她有點膽怯地問起未婚夫。而凱子這時候很帥氣地告訴她「妳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啊。」讓我們看見即將被成立的婚姻家庭，兩個人的愛結合，如何可以支撐既有家庭的力量，點亮了劇中的一盞光。
當然，這只是一個起頭，他們一家子並不會從此順利，我們甚至可以預知應思悅將要面對哪些婚姻困難；應思聰在被司法保護以後，也不保證被這個社會善待。只是，最重要的，他們不曾放棄彼此。
是啊，現況並不美好，但我們還是看到他們全家聚在應爸的病床前吃飯，圍成了一個圓。這是這部劇不斷暗示、想提供給這個社會，這個家的幾個出路——我們承認這個病，我們接受這一切，然後一起面對治療。
我弟有精神分裂症，但他是我弟。不論如何，走出家門以前，我們會同心協力。
一個公衛護士要追蹤70~300名精神病患 資源稀缺拉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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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9 · 作者 / 精神科醫師王仁邦 · 出處 / Web only
公視最近播放的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引起許多人討論，藉著無差別殺人的劇情所鋪陳的敘事，表達了在弱肉強食的社會氛圍下，互為加害與被害關係間的衝突、冷戰、對話。
筆者為精神科醫師兼心理治療師，除了對該劇主角精湛的內心戲印象深刻，也看到了該劇於深厚的田野基礎下，探討了精神病患的治療困境、家屬的照顧負擔、社會安全與人權議題間的衝突。
就如劇的英文劇名《The world Between Us》，不論我們面對的是人類的惡或軟弱，在個人的內心世界、家庭關係、社會對精神病患的理解和接納，與國家對於心理衛生的資源，似乎都有一道鴻溝，有待我們去經驗、跨越與轉化。
我們每個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距離
劇中的主角宋喬安在意外喪子之後，身為在場的親人，在面對心理創傷後的壓力與哀傷反應是病態的。她2年多來藉著工作與喝酒來逃避心理無法承受的傷痛，以致於其哀傷反應還處在初期的否認與憤怒階段，直到婚姻與親子關係遇到危機，在丈夫與妹妹的鼓勵下，她才開始積極去面對此問題。
另外，殺人犯李曉明的家人，身為加害人家屬，在被公審氛圍下，一夕之間似也淪為被害人，妹妹的憂鬱、父親的酒癮與母親的複雜情緒，也是另一種心理創傷。
律師王赦在原生家庭裡，因家暴關係造成成長過程中的傷害，雖然他走上人權律師的職業生涯，似乎成為一種昇華，但也造成了自己過重的壓力與婚姻的問題。
人在遇到重大的心理創傷或失落時，心理的防衛機轉若是過度的否認、壓抑或隔離，往往會進入病態的情緒或酒癮等問題，若能早期尋求專業心理師的諮商，或精神科醫師的協助，處理焦慮、憂鬱或酒癮戒斷等問題，就可以避免身心問題的複雜與慢性化。
（示意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家庭關係中的距離
主角宋喬安夫妻因意外喪子的心理創傷，在原來工作理念不合、雙方工作忙碌的問題下，成了壓垮婚姻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律師王赦因夫妻成長背景不同，無法取得妻子和岳父對自己工作的認同與體諒，也產生了婚姻危機。
另外，女主角走不出喪子之慟，也影響她和女兒之間的親子關係。藉著改變自己而改善家庭關係的努力，與專業心理師的協助，逐漸卸下原本封閉的心防，拉近彼此的距離，藉著對話而逐漸改變家庭關係。
家庭諮商對於家庭的危機有很大的幫助，婚姻關係的改善，可以同時改善親子關係與小孩的情緒或行為問題，也可避免長大後可能的心理或精神問題。
社會與精神病患的距離
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不足，對於嚴重精神病人的態度往往是負面的，甚至會有排斥與歧視的做法。不僅社會大眾如此，病人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病人自己也是如此。這不僅會影響病患或家屬協助就醫的意願，造成延遲治療的負面預後，也會形成脆弱的精神病患在家庭或社會敵意的持續壓力，增加惡化的可能性。
律師王赦在援救殺人犯李曉明失敗後，令人動容的失望與憤怒，也看到精神病患被不公平的對待，政府公器在民眾與媒體的壓力下被逼著快速執行死刑。
如劇中精神科醫師所說的，精神疾病的病因一般為多重因素，包括遺傳、基因突變與環境的壓力，並非單純社會大眾用家庭的教養問題，或他們就是「壞人」來解釋。
這些犯罪的精神病患在行為上雖然是有罪的，但他們犯案的動機還是需要從疾病的層面來評估，由司法精神鑑定專家來協助。期待未來透過病患的聲音，或家屬與精神醫療界的代言，能拉近民眾、媒體與司法與病患間的距離。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國家資源與精神病患的距離
此劇中關於精神病患治療最關鍵的爭議點，在於精神病患是否可以回歸社會，社區治療除了需要民眾的接納之外，最重要的是政府投注在社區治療模式的資源要足夠。
除了多元化的社區治療模式外，社區化資源最重要的指標是個案管理者，以台灣來說，就是劇中提到的公共衛生護士。
但是在台灣一位公共衛生護士要負責70~300名精神病患的追蹤，且僅是他們的眾多業務之一，迥異於筆者曾訪問的英國社區模式，各類精神醫療專業人員與警消人員組成社區的第一線團隊，一位個案管理者負責12人的管理與治療；韓國一位個案管理者約負責50人左右。
世界衛生組織主張的「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與相關研究中，已開發國家的精神醫療應該以社區化模式為基礎，但台灣的精神醫療預算僅佔國家醫療保險預算的不到5%，遠低於同級國家的水準。
精神病患的早期或預防復發的治療，非藥物的社會心理治療亦很重要，但健保資源對此給付不足。如此的情形將阻礙精神病患回歸到社區中的治療，而家屬將繼續承受沉重的負擔，如劇中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照顧的負擔得由罹患心臟病的老父與即將進入婚姻的姊姊承擔。
另外，社區民眾在有限的社區醫療資源下，將如劇中女主角與王赦律師的太太，繼續承擔著精神病患在社區裡有形與無形的壓力，反對精神病患回歸社區治療。期待國家資源應該貼近精神病患與其家屬需求，不要讓他們孤立無援地承擔人類的惡與疾病所造成的心靈軟弱。
從小燈泡到鄭捷，「我們與惡的距離」 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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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鄭捷是加害者、小燈泡是受害者、高姓男子曾經是旁觀者，每個角色完整重疊在一起，加害者是從前的旁觀者，因為成為體制的受害者，而漸漸轉變為加害者，三隻鳥來自於同一片森林。鄭捷這個名字，也漸漸成為另外一個嶄新名詞，也就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惡」。
讀者投書
文：林政翰（立法院國會助理）
新聞媒體報導的形式，讓我們距離真實，有那麼永遠的一步之遙。
如果一對父母用10、20、30年養育一個孩子，我們透過網路新聞，只花1分鐘的閱讀、30秒的瀏覽、1秒鐘的想像，我們就決定了它的模樣，腦海閃過一些對方的現實狀況、網路病理資訊，就「自認為」已經理解過對方，當我們僅以少量資訊判斷，這一刻我們都是「社會體制的共犯」，卻忽略社會結構底下，永遠都有一個看不到的盲點，存在看不見的故事，訴說著「我們只是認識了，我們以為的認識」。
新聞媒體報導的形式，有它呈現事物的「侷限性」，這個侷限性恰恰是讓我們與那些悲傷情節、真實人生故事有一段「必然存在的距離」，新聞媒體業有存在於社會公共性、必要性，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系統性報導發生在社群內的事物，但是這也讓社會大眾與真實保持在似近又遠的狀態，讓我們跟真實，有那麼「永遠的一步之遙」，我們對事物侷限的認知，也讓我們間接成為「社會體制的共犯」，這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然而，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多遠、多近，在於『我們為了更貼近真實，保留了多少空間』，給那些我們永遠接觸不到的悲傷故事、永遠看不到的黑暗角落，讓我們在評論判斷或價值取捨時，能夠留下更寬敞的空間給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永遠錯誤的答案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填寫答案，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注定是永遠錯誤的答案。
看一部電視影集，如果只追求結果，為何不能就看第一集與最後一集，只需要知道它的開頭和結尾呢？這就像台灣社會討論廢死議題，鼓勵你拿起A4鉛筆填寫「請問你支持廢死或同意死刑」，這道選擇題答案只有1跟2，社會只需要你的表態，卻沒讓我們思考這件事情能否這樣表態。
數字背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真實人生，不僅僅是一道選擇題那麼簡單，這個問題「無法用這樣的方式」去填寫答案，它過度簡化剃除重要細節，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填寫答案，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注定是「永遠錯誤的答案」。
流離的燈泡
她在人生重要的時刻，「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態度，面對眼前悲傷，但那些悲傷分毫未減。
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一個媽媽親眼目睹自己女兒（小燈泡）慘死歹徒刀下，媽媽在當日情緒悲痛中受訪「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兇嫌基本上在當時是沒有理智的，這不是靠立什麼法，怎麼做處置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還是希望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來讓這樣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這一段話，讓網路輿論如海嘯襲來，引發廢死議題爭論，鄉民無情的評論：「為什麼一個媽媽目睹女兒離開，可以那麼冷靜。」
她在人生重要的時刻，「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態度，面對眼前悲傷，但那些悲傷分毫未減。
小燈泡媽媽這番話，訴說著兇嫌是加害者；同時，也是社會體制的受害者，我們無法讓這些人直接消失，相反需要透過「完善社會體制」避免產生更多受傷破碎的人，我們都有可能成為淚流滿面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失去理智的加害者、更可能是體制共犯的旁觀者，無論那一個角色，每個人手腕都有一條看不見的線，緊緊連結著彼此，共同支撐彼此的重量。
小燈泡
2016年內湖「小燈泡」案後，民眾為受害者獻上花朵與布偶。｜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尋岸的鄭捷
鄭捷手中的那把刀，劃開了一道不會消失的傷口，台灣社會至今依然疼痛。
2014年5月，一名21歲少年，持刀在捷運上隨機攻擊砍殺乘客，見人就砍，導致4死24傷慘劇；那一天，鄭捷手中的那把刀，劃開了一道不會消失的傷口，台灣社會至今依然疼痛。鄭捷父母親也在頭七於江子翠捷運站下跪道歉，鄭捷被捕後判了四個死刑，2016年4月三審定讞並在5月執行槍決，那段時間社會上有另一股反對槍決聲音瀰漫，「我們都在意受害者，正因為我們在意，我們才更在意鄭捷。」
但台灣社會的傷口，有因為鄭捷的離開治癒嗎？
2019年3月台鐵區間車一名高姓男子揮刀高喊「我要當下一個鄭捷」，一邊癲狂大叫、一邊大哭，最終倒坐在樓梯痛哭遭捕，再次震驚台灣社會。我看見的並非他想要成為鄭捷，而是他在求救掙扎，繼續這樣下去他只能成為鄭捷，沒有人敢說還會不會有第三個鄭捷、第四個鄭捷…等，只要這道傷口沒有治癒，它就會像瘟疫持續蔓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下一個鄭捷，成為瘟疫犧牲者。
還願
還願不是一個恐怖驚悚的故事，而是渴望、執著尋找愛的故事。
《還願》是台灣赤燭公司製作一款恐怖驚悚遊戲，故事講述民國80年代，一位精神出狀況的父親，為了讓摯愛女兒身體康復，繼續歌唱夢想，迷信偏方，親手帶走妻女的家庭悲劇。
為什麼叫做《還願》，當遊戲最後一幕父親打開有女兒屍體的廁所門，製作團隊用音樂呈現這段「執著愛的悲劇」，歌詞中已逝女兒溫柔唱著，對爸爸說道：「下輩子，爸爸還願意做我的家人嗎？」我想，還願不是一個恐怖驚悚的故事，而是渴望、執著尋找愛的故事。
人有一種自然能力，可以把身旁事物從悲傷的框架中抽離，重新賦予它另外一層意義，讓我們重拾期盼、再次擁抱希望，這種能力叫做「愛」。每一起社會事件，都是一個獨特故事，盡管故事內充滿破碎的悲傷，讓生活像似廢墟；有時候，大霧瀰漫不盡人意，我們依然期盼瓦礫堆內，藏有光亮永晝的花朵，在人生某一刻我們都會看見。這種以「愛」為底蘊，去理解事物的想像力，是同理心的展現，更是每個人潛藏的能力，它也決定我們如何對待悲傷與之共舞。
流離尋岸
鄭捷是加害者、小燈泡是受害者、高姓男子曾經是旁觀者，每個角色完整重疊在一起，加害者是從前的旁觀者，因為成為體制的受害者，而漸漸轉變為加害者，三隻鳥來自於同一片森林。鄭捷這個名字，也漸漸成為另外一個嶄新名詞，也就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惡」。
至於「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影集，揭開台灣社會一層又一層的紗布，喚醒深埋的回憶傷痛，觀影群眾也隨著影集，重新理解傷痛背後「看不見的故事」，無論是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他們都是同一個「人」是你也是我，一個人要多奮力才能重回陽光底下；讓生活繼續，那些故事都是「我們共同的傷痛」，如何能夠釋懷、如何重拾勇氣、如何繼續往前，才能讓流離的燈泡回家、尋岸的鄭捷靠岸。
我們與劇的距離該有多近？《我們與惡的距離》和《漢娜的遺言》展現出什麼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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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8 · 作者 / 精神科醫師林子勤 · 出處 / Web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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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追劇」不時成為診間裡的話題。問起就診個案的興趣與紓壓方式──「追劇」是一個常見答案；若問那些白天工作壓力很大、夜間失眠的個案，睡前都在做什麼？「追劇，捨不得睡」也是熱門的回答。我鮮少告誡對方不要追了，因為連我自己有時都難以自拔。
在精神科的診間，與「心理」或「精神」相關的影集或電影，自然有較高的討論度，在網路世界的同溫層更是如此。近年來，碰觸相關議題的作品越來越多，彷彿可感受到一股「心理劇熱」（註1）。2019年還過不到一半，公視已有《魂囚西門》、《我們與惡的距離》兩部作品，分別透過多個影音平台播放。
其中《我們與惡的距離》每周播放2集，目前已上映6集（全劇10集）。「追」到目前為止，我可以感受到本劇製作團隊的各種用心：無論是人物角色的刻畫，或醫療專業的細節，都有一定程度的考究。
這齣劇密集觸及了許多議題。在我的同溫層裡，被討論最多的自然是關於精神疾病的層面：例如精神症狀（幻覺）、強制住院、思覺失調症、用藥副作用（錐體外症候群）、康復之家等關鍵字。劇後，製作團隊更在粉絲專頁上以「科普──醫療篇」為題，用劇照搭配文字來補充相關知識，引起不少網友分享。由此看來，此劇有機會讓各界深入了解精神疾病與社會議題。
我自己追劇，診間也有個案提到，這齣劇觸動了他的一些複雜情緒，也引起他對自己、家人，以及親密關係的一些憂慮。他的談話，讓我這才注意到，這齣劇除了引發網路討論外，是有可能在家庭與個人的層次上引起一些情感投射或波瀾的，而這些層次之間的效應更可能會相互影響。舉例而言，與劇中角色有過類似經歷的觀眾，很可能會格外注意網民對該角色有何評價。
重新思考這個層面，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僅有10集，卻納入了背景與立場各異的許多人物。在有限的片長中，劇組努力刻劃每個人的心路歷程，探究事件背後的脈絡，讓劇情的張力因此居高不下。以每周連播2集的「密度」而言，對於有類似經歷的觀眾而言，是否會有太強的衝擊？值得再關注。
此外，「追」劇之所以吸引人，其中一個原因是當首播完畢後，觀眾是可以一口氣收看好幾集的。這個時候，恐怕就要思考一下「我們與劇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名嵌入了「我們」，頗有積極邀請所有觀眾入戲的企圖。從劇情的經營看來，也隱然可感受到一種「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呼籲。然而，戲劇與真實人生之間的距離為何？身為觀眾的「我們」雖然共享了一些背景，卻又有著各異的人生與處境。
隨著劇情播出，本劇勢必會引起不少社群媒體上的討論。無論是各界專家或觀眾，都可能藉此分享自己的觀點，強調各自認為重要的公共議題與個人處境。除了各說各話的網路大平台外，是否也有其他管道能讓有需要的人，適當地談談這部劇引起的感受呢？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同樣是高度受矚目的影集──探討美國青少年議題的影集《漢娜的遺言》（13 Reasons Why）在第2季開播的第1集中，片頭由主角群對觀眾作了一段溫和的呼籲：
「本劇是一部描繪真實世界各種難題的虛構影集：性侵、藥物濫用、自殺等問題。透過凸顯這些困難的議題，本劇希望能開啟各種對話。但如果你自己正在努力面對這些問題，這部影集現在未必適合你。或者，你會想要與值得信任的（成）人一起觀看。如果你覺得需要找人談談，可以考慮你的父母、朋友、輔導室老師、或其他你信任的人。你可以撥打當地的求助專線，或者上我們的官方網站（註2）」
類似的呼籲，也可以在公視去年的迷你影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看到。或許不只是孩子或青少年，即便是成人或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碰上一部戲劇時，心有所感，甚至難以自拔。此時若需要有網路以外的管道協談，願「我們」都能找到那個可信任的人，或成為被信任的人。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情的善良之處。在疑似有精神病患闖入幼稚園之際，電視台主管遍尋不著願意上節目「分析」的精神科醫師；即便最終找到了，上節目的精神科醫師仍堅持不「隔空診斷」，謹守分際。個人看到這一段時莫名的感動，這種自我節制的風範，也與本劇呈現「惡」的手法相呼應。
期待真實世界中的「我們」在面對相關的議題和感受時，都能效法本劇的最大特色──不急著一股腦說出自己知道了什麼，而是持續探究和聆聽那些未知之事。
【註1】此處借用心理熱（psycho-boom）這個字。本字的中英文意義可進一步參考台灣學者黃宣穎的介紹：https://kknews.cc/zh-tw/psychology/6qqa36q.html
【註2】此官方網站中提供各國觀眾求助專線，在台灣的選項下提供的是1995生命線。
當生命陷落時，我們都有可能是下一個「應思聰」(一)
ReplyDelete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9265
2019/04/03 · 作者 / 海苔熊 · 出處 / Web only
公視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中，劇中人物應思聰工作失意，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還懷疑有人監聽，後來甚至闖入幼稚園挾持小朋友，遭到警方逮捕，後來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症，住院治療。《康健》與公視劇組合作，邀請心理學家海苔熊撰文，一起進入應思聰的世界……
昨天我們一群心理圈的朋友聚在一起看片，2個心理師朋友分享的文章都打到我的心裡，他們談的都是比較少被注意到的角色——應思聰。第3集和第4集裡面有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
「對⋯不⋯起，我⋯⋯不會再打人了，我想要回家⋯⋯」這是昨天晚上我唯二掉淚的地方之一（另外一個我快掉眼淚的地方，是要丟掉天彥鋼彈的時候。如果劇組不需要的話，拜託可以送我），我想到有一段時間我在醫院和個案相處的狀況，病房真的是一個很難讓你想長期待在裡面的地方。
這並不是說裡面的護理師對個案很不好，弔詭的是我看到大家都很努力，護理師也非常辛苦，可是仍然很多讓人看起來覺得心疼的地方——對於醫療人員或者是對於個案都是一樣。有護理師要照顧好多床，有的可能前一天晚上還輪花班，有的可能前一週晚上還在跟你聊他以前的豐功偉業，隔天經過病房的時候就發現他被抓到禁閉室打鎮定劑，以避免傷害到別人。有些個案還會跟他隔壁的病友說：「要小心第一間房間的那個人喔，他有時候會比較嚴重⋯⋯」也算是一種在病房裡面生活的敦親睦鄰。
我當然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同樣平等的生活，可是當症狀嚴重會傷害到別人的時候，還是必須忍痛做出一些選擇。重點是，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我想回家
思聰的家人，忍痛做出了送他到醫院住院的選擇。爸爸在醫院那幕讓我非常心疼，那是他這段時間以來第一次跟孩子有情緒生成的接觸，過去應父都是用責罵和大聲怒吼對待他，可是在這一刻，他也希望孩子能夠陪他一起回家。回到他們的家。
我想到蛹之生心理諮商所所長譚慧蘭在失落戀花園上面寫了一段文字：
研究發現[1]，一般民眾對精神障礙者有3種污名化態度（或者說負面刻板印象）。
1.恐懼與排斥：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很危險，讓人害怕，千萬不要讓他們靠近。
2.權威主義：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很不負責任；他們的生活應該由別人來決定。
3.慈悲：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像小孩子一樣，需要人照顧。
這些大規模的研究都發現，人們從未以肯定的態度，來看待精神障礙者。[2]
這樣的狀況不只發生在患者和其他路人甲，也發生在他們和家屬身上。一位公衛護士曾跟我說：「其實他們家這樣還算是好的。有時候住在我們康復之家的房客，他們家要嘛就是不理他們，不然就是沒有能力可以照顧⋯⋯然後每年過年，那些沒有家可以回去的人，就會留在這裡和我們大家一起圍爐。平常我雖然對他們的生活規矩要求很嚴格，但從這個康復之家開業到今天，每一年的除夕我都是和他們一起過。因為他們也是我的家人。」
她的房客每一個都自己打卡上下班、自己想辦法賺錢、自己分藥、自己按時吃藥，只有當病人能夠為自己的狀況負責，他們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提供）
聽到這段話的時候我覺得相當鼻酸，也覺得很慚愧，因為有好多次我去類似的康復之家演講，我心裡都不免還是覺得忐忑，我很難把它當成「一般人」，然後同時也覺得很愧疚罪惡（我不是學這個專業的嗎？）可是這個護理師很用心，儘管她也很難完全避免刻板印象的影響，但她光是願意和這些房客站在同一邊，陪伴他們一起過年，就是一種很溫馨的對待。
我們與他們的距離
上面所談到的這些，其實就是社會心理學上面常常提到的「我—他區隔」（us-them divide）[3]，當你把自己所屬的群體和對方的群體做出區隔的時候，並且認為他所在的世界是屬於帳號比較「不正常」的時候，這當中默默衍生出來的一種傲慢，不只對方推開，也把你內心的溫柔的一塊給推開。
這樣的推開有什麼好處呢？做出這麼一種區隔，你終於可以獲得一種暫時的安心：我這麼正常，才不會變得跟他們一樣瘋狂[4]。
但是你確定嗎？雖然思覺失調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因與遺傳率占不小的影響。
從統計圖中的4個顏色我們可以發現（這裡還有更詳細的統計），任何人有可能罹患思覺失調症：
一般來說是100個人裡面會有一個（統計圖中藍色），這就是基本盛行率。
如果和你血緣比較疏遠的人（叔叔、阿姨、姪子、姪女、孫子、孫女）等等若有罹患這樣的疾病，那麼你也會生這病的機率是4%左右。
與你血緣比較接近的人（小孩、手足、父母、家人）若有思覺失調，那麼你也罹患的機率是6%～17%。
同卵雙胞胎，若他有思覺失調，你有近一半的機率會罹病。
發現了嗎？人人都有機會。說穿了，你只是恐懼自己有一天也會變得如此瘋狂，然後藉由某一種厭惡和鄙視，來逃避心中這個巨大的恐懼。像踩死蟑螂一樣，當你在踐踏你所看到的某些「惡」的時候，同時你也在試圖踩死心裡面的惡。
事實上，即使是統計圖中最高的遺傳率，也不到50%。所以基因的因素雖然重要，但後天也不容小覷，研究顯示，當年在高度衝突（high emotional expression）[5]的孩子，如果再加上他有高風險的基因，那麼的確很有可能會罹患這個疾病。
換句話說，如果你家人有病史，父親經常憤怒（還記得應思聰父親從警察局把他接出來，高分貝的咒罵嗎？）或者是母親和孩子間的互動有高度的張力，那麼發展成思覺失調的機率就會增加，這就是江湖上人稱的「素質—壓力模式」（diathesis-stress paradigm）[6]。當應思聰面臨事業瓶頸，臨時被換掉導演的角色、夾帶童年的家庭衝突、女朋友自戕、過去的基因影響這些種種混合的危險因子（risk factor），才讓他最後爆發變成現在這樣。
換句話說，如果你擔心自己有一天會「變成這樣」，或者是你的家人親戚剛好有人罹患這樣的疾病，而你不想讓他們惡化、甚至想要減緩自己和後代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機率，那麼你真正要做的並不是把它們推開，而是嘗試在家人的關係當中感覺到愛。但倘若目前的狀況裡，你已經很難承受他們給予的壓力，那麼第一個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先照顧好自己。
當生命陷落時，我們都有可能是下一個「應思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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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3 · 作者 / 海苔熊 · 出處 / Web only
公視連續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中，劇中人物應思聰工作失意，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還懷疑有人監聽，後來甚至闖入幼稚園挾持小朋友，遭到警方逮捕，後來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症，住院治療。《康健》與公視劇組合作，邀請心理學家海苔熊撰文，一起進入應思聰的世界……
(Part 2)
黑暗裡的光：R.U.T.E.四步驟淡化污名
就像我常常說的，罪惡與黑暗是不會消失的。但同樣的，有黑暗就有溫暖。
例如，先前我曾見過有病友會跟新進來的夥伴說：「不用擔心，我們會一起幫助你，有不懂的地方，你都可以問我，我算是這條街的總管啦！最後面那個房間有一個小姐，聽說剛跟男友分手，晚上會大力敲那個門，不過她發洩久了就習慣了，如果你要耳塞的話我這邊剛好也有，一個10塊。」（我在走廊陪個案拼圖，聽到這段覺得又溫馨又好笑）**。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提供）
還有一次我因為論文投稿被拒絕心情很差，去病房跑行政蓋章，有一個常常因為吃藥呈現負性症狀（類似片中應思聰的樣子）、每次我去病房他都會站在門口跟我打招呼的病友「阿土」，那天他狀況比較好，跟我說：「醫師（可能穿白袍男性他都如此稱呼），我昨天上課烤了餅乾，你要不要吃？」然後在我還沒回應之前，他就興沖沖跑到護理站拿保管的餅乾來給我。
我當下的感覺很複雜，一方面是為了我有點想退縮而感覺到罪惡***，另外一方面卻又是相當感動，因為知道他們前一天的課程每個人只有被允許留下3片餅乾，可是其中有一片，他竟然留給我。我不是醫師也不是心理師，只是在裡面打雜的行政人員，重點是剛剛投稿還被拒絕，可是儘管在這樣的時刻，還是有一個人用他的真誠來對待我，儘管是現在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刻，也還覺得鼻酸。好像心裡面有某一塊被好好的對待了。
（***老實說如果是第一次碰面我可能會有點退縮，甚至會因為「為什麼我會退縮？難道連醫療人員的我們也對他們有刻板印象嗎？」這件事情而感到罪惡，可是由於每一次我來病房他都會很親切的跟我打招呼，我覺得自己某種程度上也跟他建立了親切的感覺，所以最後滿懷感激地收下了他的餅乾。老實說有點慚愧，相較於我自己，他可能比起我更能夠真實的與人接觸。）
發現了嗎？我們口口聲聲說要去污名化、撕下標籤，但當我們真正接觸思覺失調患者的時候，不管你是路人甲還是專業人員，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怪怪的」的感覺。這很正常，畢竟面對不熟悉的事物，恐懼和防衛是我們的天性，你的謹慎，某種程度上是為了保護你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認為下面這張圖的過程是重要的一條路（RUTE）：
辨識（Recognize）：許多的害怕是想像出來的，讓你更能夠了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成因跟症狀，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恐懼。這一點其實也有賴新聞媒體的自律，因為它扮演許多衛生教育的角色。
你可能會說你很無力無法改變媒體，不過你可以增加「識讀媒體」的能力。這裡我想引用科學傳播界的龍頭鄭國威的一段話，一秒幫你升級這個技能：「當你看到某一個新聞讓你很驚訝的時候，請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新聞頻道，要在這個時候，讓你看到這個新聞報導？」當你在閱讀資訊的時候能夠增加更多覺察，就能夠避免更多不必要的害怕。
就像影片當中幼稚園挾持案剛發生的時候，喬安就安排林醫師上節目去說的那段話，就很有安撫人心的效果，不過同樣的你也可以去想想看，為什麼品味新聞要安排林醫師上節目去講這句話？
接觸了解（Understanding）：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參加一些康復之家舉辦的活動，面對面接觸那些康復一邊服藥的精神病患，看看他們都在做些什麼、如何生活、並且了解他們每一個人，透過實際的接觸去感受每一個跟他們的互動。
碰觸（Touch）：如果你真的做了上面這件事情，我想您該會和我有一樣的感覺，就是會覺得心裡面有哪些地方怪怪的、有些時候可能是罪惡感、排斥感、或者是勾起了你心中羞愧的某一塊地方，所以表面上看起來你是在跟他們接觸，實際上你的做的事情是和內心的自己「碰觸」。如果你只是覺察跟他們的互動，就會發現有一部分的黑暗，其實是來自於你心裡面不願意碰觸的地方。接觸和覺察可能需要許多次的時間，你和他們的互動才可以比較「自在」一點。
同理（Empathy）：這裡的同理心並不是要你在接觸的時候就用「大愛」去「包容」他們。事實上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就站在跟他「不同」的另外一邊了。在這裡的同理是，你可以想看看如果有一天你也罹患了思覺失調症，有時候情緒難以控制、有時候會說出一些傷人的話、有些時候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腦袋很混亂，這時候你會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
「你能不能夠不要把我當一個病人看待？把我當個人好嗎？」思聰在某次姐姐問他吃藥事情的時候，終於忍不住爆發了。其實，這樣的聲音，也可能是很多病患的心情。事實上，當一個人長期以來被貼上病人的角色，那麼很有可能他會漸漸失去自我效能，要不就是順應著身邊的人的期待繼續生病，要不就是像思聰一樣反抗，極力想要脫離這個身分。
從照顧者的角度，病人的標籤幾乎是很不容易被撕下來的，畢竟他們經常是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關係；但其實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可不可以把他當病人，而是你可不可以在「病人以外的身分」，還把它當個「人」。他也有他的期望，他也有他的受傷，他也有他想要完成的夢想，想要去的地方。而我們能不能夠「允許」他在病人的身分之外，還有其他自由的想像？
面對疾病，不論是當事人或者是照顧者，都是脆弱又堅強的。當你知道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會變成精神疾患患者（參考上面的盛行率），當你能夠帶著這樣的一種理解去接受每一個受苦的靈魂，或許這個病症，就有機會像是一扇門，因為你的愛而有機會能夠重生。
延伸閱讀：
[1]Knight, M. T., Wykes, T., & Hayward, P. (2003). 'People don't understand': An investigation of stigma in schizophrenia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2(3), 209-222.
[2] 譚慧蘭（2018）閱讀《瘋癲與文明》- 談精神疾患的汙名化與治療。取自失落戀花園：https://ppt.cc/fQANYx
[3]Chang, J. H., Hodgins, H. S., Lin, Y. C., & Huang, C. L. (2014). On the flexibility of the automatic us-them divide. In Human Motiv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97-119). Springer, Dordrecht.
[4]海苔熊. (2015, June 30). 塵爆效應：為何傷這麼大，還要繼續罵？. PanSci 泛科學. Retrieved April 2, 2019 from pansci.asia/archives/81061
[5]Vaughn, C., & Leff, J. (1976). The measurement of expressed emotion in the families of psychiatric 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5(2), 157-165.
[6]Walker, E. F., & Diforio, D. (1997). Schizophrenia: a neural diathesis-stress model. Psychological review, 104(4), 667.
郝柏瑋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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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惡》番外篇 之一 ▎
｜前言
為了在不爆雷的同時，跟大家談談這部片裡頭一些值得更加深思的面向，所以決定用「番外篇」的形式，來說幾則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資訊。這篇要談的是「家屬」，也就是精神疾病當事人的家屬，還有加害者的家屬。當他們的家人脫離了集體社會價值認可的狀態而成為一個離群者時，他們的處境如何。至於受害者家屬的部分，我會另外寫一篇關於「創傷與復原」的文章，再一併更深入理解他們的心情。
｜離群者，及其家人
◎加害者家屬◎
我們直覺上非常容易同情受害者家屬，因為他們是首當其衝、實質受損的直接被影響者。但這部戲裡頭刻畫了更多關於加害者家屬的狀態，他們在事件發生的當下，以及之後的人生，會受到多少的抨擊，而這些是否都是他們該承受的？
1999年美國發生科倫拜高中校園槍殺事件，美國社會開始將問題轉移到家庭關係上，試圖找出這個家庭當中究竟出了什麼狀況，假設這會導致孩子的行為偏差。但偏偏事情卻不總是有跡可循，其中一個兇手的家庭和諧，父母親甚至都是溫和、慈愛、關懷、愛好社會公義的人。而1997年在日本犯下連續殺害孩童的少年A，他的成長背景與家庭基本上也是正常而平凡。他的父母都算得上是溫柔、關愛孩子的人，孩子在學校闖禍時嘗試理解，也不是會不明究理就責打體罰、忽略孩子的人。
我們僅能從這裡頭學到的事情是：再摯愛的人也會有他/她不願意透露的秘密與黑暗，那些恐怖也許有線索、也許可能可以察覺，但怎麼會演變成大型悲劇仍是個謎，而他們的父母同樣也是這個事件的受害者。
因為他們被留下來承擔所有的輿論、指責、償還、憤怒，失去摯愛的家人是悲慟，但失去摯愛家人的同時也失去了對他原先的認識，格外的難以承受。當我們愛的人離開，我們可以透過追念他的善良特質來保持連結，可是這些加害者的家人們，卻在失去家人的同時，也斷了這項連結。更有甚者，他們的失落，沒有被允許哀悼的空間。
兇手迪倫的媽媽，在往後的數十年受到憂鬱症與恐慌症的糾纏，並且時時刻刻被罪疚啃食著內心。同樣失去孩子，她的處境格外艱難，因為大家相信著這些被殺害的小孩們有其價值與良善。但她的孩子，不如不要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她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了這段話：「對我來說，我還是很高興有過這個孩子。因為雖然代價是痛苦的，不過我對他們的愛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快樂。當我這麼說的時候，我的痛苦是我自己的，但我接受。人生原本就充滿苦難，而這是我的苦難。我知道對這個世界來說，迪倫沒有出生會更好。但我相信，對我來說不會。」
世界各地都有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在美國是迪倫、在台灣是鄭捷、在日本是少年A、在芬蘭是沛卡跟馬提，他們都有家人，而要說他們家庭功能都有問題的話，那誰家沒有？
◎精神疾病家屬◎
如同劇中描述精神疾病家屬的狀態，當得知家人罹病之時，當事人跟家屬都在經歷自己的接受歷程。對於生病後的家人，未來人生如何、是否能夠康復、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治療、藥物副作用如何、為何會得這種病，一切充滿未知。意見分歧與衝突都是在所難免，同時也承受著社會對於這個疾病的污名。由於精神疾病的特性，與其他身心障礙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失序與瘋狂，在高度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被視為是一種對於安定生活的威脅。許多身心障礙都會有一個討喜的面向(恕我這麼形容)，但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很難找到，卻往往容易看到就是一大堆的缺點。如同安德魯·索羅門在《背離親緣》中描述的：
「每個家庭都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卻仍舊努力以愛來跨越鴻溝，並且幾乎都能從任何挑戰中找到希望的訊息，以及成長或獲得智慧的機會。某些時候，思覺失調症以及相關的精神疾病可能也適用。然而，思覺失調症或許自成一格，本身就是無常的傷痛，得不到回報。聽障有豐富的文化；侏儒症以美國小個子為中心，獲得許多能量；許多唐氏症孩子天性善良可愛；自閉症倡議團體的自我實現。上述種種，卻不曾真正發生在思覺失調症的世界裡。某些帶來問題的疾病同時會帶來豐富的認同，人們因而遲疑是否該加以治療。但思覺失調症卻幾乎無論如何都急需治療。我在研究過程中遇到許多了不起的父母，如果沒有思覺失調症，他們和孩子都會過得更好。在我看來，他們所受的苦是永無止盡，而且是罕見地結不出果實。」
精神疾病家屬面臨的是長期抗戰，永遠跟不確定性一起度日，試著微笑、試著健康、試著勇敢、試著接受挑戰，同時在無法找出明確致病原因的時刻，試圖找到一個暫時的理解，同時試著放下對自己的咎責、過度苛責的責任感，在試盡所有辦法跟釋懷接受的過程中來回擺盪。而這種種，就是他們的日常。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為什麼媒體大多負面報導精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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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 2019-04-05
文 / 管中祥
精神疾病的類型十分廣泛，包括憂鬱症、躁鬱症、情感型疾病、妄想症、思覺失調症、強迫心理症、乃至過動症與情緒障礙等。發病的誘因有一些是外在環境誘發，也有一些是生理疾病，然而，在這些複雜的病理成因下，精神障礙者的社會形象，卻往往被簡化為「神經病」、「瘋子」、「肖ㄟ」、「精神失常」等簡單符號。
雖然媒體對於精神障礙的報導並不僅止於社會新聞的類型，但諸多研究都指出，媒體對於精障者的報導，大多偏向負面的社會新聞，特別是暴力犯罪的新聞。
例如，Wahl、Wood與Richards等人檢視美國六家主要報紙發現，媒體最常強調精神障礙會威脅社會的穩定，他們大多被描述為社會安全的破壞者，更具有難以控制與預測的暴力傾向與行為。相反的，與「康復」、「成就」相關的主題在新聞中則相當少見，這類報導雖不會強調精神疾病的暴力、犯罪行為，甚至是善意地呈現其特殊的成就，但仍傾向強化其原本是「失能」或「無能」的形象。
Coverdale、Nairn與Claasen的研究發現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形象大同小異，不斷誇大「暴力行為」，強化社會既有偏見。學者Philo的分析也指出，媒體中的精障者不僅會對人施暴，也會虐待動物、連續性侵女性，甚至是沒事拿斧頭在街上亂砍、非法擁槍自重的「恐怖份子」，而且還常以「惡魔」、「怪獸」、「虐待狂」等極度負面的字眼描述當事人，明示或暗示這些行為與精神疾病有關，媒體報導把「患有精神疾病」與「成為高危險罪犯」畫上等號，但實際上僅有極少數會有暴力行為。
國內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但也有類似發現。
王美珍針對1991年至2003年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有關精神疾病報導的研究發現，和精神病患有關主題以「暴力犯罪」為多，超過一半以上的報導都只有描述精神病患的負面特質，強調他們是「危險而具攻擊性」的群體。
我和戴伊筠等人接續上述研究，曾針對台灣四大報的相關報導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這類報導中的精障者主要分為「暴力與犯罪」、「無能與無知」、「可笑滑稽」，以及「『有條件』成就」等四種類型，這些人具有「不可預測」、「無法控制」、「無行為能力」、「情緒不穩」、「無法自我照顧」，甚至「幻想神靈附體」特質。其中，精神疾病的暴力犯罪行為的新聞比例最高，包括：瘋狂或突如其來的殺人犯罪、長期擾民的不定時炸彈、無法克制的性幻想導致性騷擾行為、被神靈附身而殺人或偷竊犯罪、無能而被人利用犯罪等。
這些形象也深深影響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的認識。Rober便指出，大眾媒體是人們獲得精神疾病資訊最重要的管道，其中又有超過74%的受訪者指出報紙是其獲得相關資訊的最主要來源，但事實上多數時候媒體誇大了精神障礙者的暴力行為。依據衛生署醫政處有關精神醫學的統計顯示，精神障礙者攻擊他人的比例是一般人的三分之一，相反的，其遭受到攻擊的比例高達一般人的一百倍。
雖然大多數的報導將精神障礙者描繪成無法控制的暴力行為社會破壞者，但現實生活中精障者的攻擊行為卻比「正常人」還低，那麼，影響新聞報導偏向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除了一般認為的商業競爭壓力與收視率等因素外，也和新聞產製過程的慣習，以及社會主流的文化價值有所關連。
這些年，我主要的研究關切媒體與精神障礙者的動態關係，2012 年發表《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 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訪談地方記者，從新聞實務工作瞭解第一線的新聞從業者如何看待精神障礙者？選擇該類新聞是基於什麼樣的價值因素？在新聞產製過程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過去有關媒體污名化精障者的討論探究，偏向將消息來源視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項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由於警政及醫療專業人員具有易得性、權威性，並掌握資訊的能力，相對於精障者及其家屬的「失語」，便成了該類新聞最主要受訪者、發言者，這樣的消息來源呈現隱含著「執法者v.s.嫌犯」、「醫療者v.s.病人」的對立性位置，從「優勢者」的位置陳述精神障礙者，也因其角色的特殊性與權力位置，反而強化了社會對精障的刻板印象。
在高度的時間壓力下，新聞工作者較難有充裕的時間處理新聞，對消息來源的依賴尤為明顯，權威性角色便容易成為新聞主要的界定者與詮釋者。這樣的現象在地方社會新聞中更是經常可見，地方記者在媒體的編制中不但人數相對較少，負責的採訪路線多而複雜，工作的守備區域更為廣大，在新聞常規及截稿壓力下，對於權威性消息來源的依賴更為嚴重。
除此之外，這項研究也進一步發現，每個記者與精神障礙者接觸的經驗並不相同，部分記者並沒有和精神障礙有較深的接觸，對精障者的認識大多是在採訪現場，或者來自於傳統文化與主流媒體所建構的印象，這些負面的印象自然反應在報導之中。相反的，親友中有精障者，或者與精神障礙較深接觸的新聞工作者，對於精障者行為背後的因素則有更多理解，較不會將行為的原因和疾病直接連結，報導上也較能理解精障者的處境，用辭遣字較為謹慎。
雖然，新聞的選擇與產製通常被視為是專業過程，新聞教育也透過科學知識與客觀態度的訓練，以避免記者自身的情感與價值影響專業判斷。然而， 即使排除了有形式的政治、經濟干預，或者新聞組織的控管與常規，有時仍會受到社會文化中的「恆久價值」的無形影響。換句話說，除了新聞產製流程的種種因素外，新聞機構所屬社會的價值觀都會影響新聞的生產。
新聞社會學者Gans 指出，所謂的「恆久價值」是指記者與一般大眾擁有某種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價值觀點。他認為，新聞觀點的選擇和媒體工作者自身的生命經驗密切相關，即使他們具有專業訓練，試圖進行客觀且不涉入情感的報導，但在專業工作者的身分之外，也和社會大眾同樣是普通人，享有共同的社會價值。因此，許多新聞從業者會和受眾對某些社會議題有著共同的態度與反應，甚至將自己視為受眾的代表，反應出觀眾的觀點與價值。新聞產製看似是新聞從業者的專業判斷，但事實上，新聞工作的「恆久價值」已經暗示媒體如何選擇與定義新聞。
某些價值判斷是來自新聞從業者個人的經歷與背景，以及他們成長過程的社會接觸與生活經驗。Gans 說，從新聞從業者的背景來看，他們通常是社會的中產階層，較重視社會的穩定秩序，並且有更多機會接近上層階級，未必能體認到弱勢者的處境，或與其有共同經驗，也因此，較難從弱勢者的位置理解問題，無形中也成為主流價值的維護者與傳遞、複製者，對於「異常者」與社會秩序存在著特定的價值判斷。特別當媒體工作者缺乏多元文化的經驗，新聞處理時間較短，或者沒有較好的勞動條件深入分析問題背後成因時，更容易快速複製社會的主流觀點，再次建構弱勢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
不過，必須強的調是，即使基層新聞工作對精神障礙者有正確的認知，但新聞機構若考量商業競爭或討好主流價值，也可能扭曲原意，強化事件的刺激、聳動面向。
不容否認，媒體再現與複製的文化特質，延續或強化了社會大眾對精障者的刻板印象，然而，污名與歧視的問題並不單是媒體的問題，而是與社會的深層文化習習相關。有志新聞工作者，除了打破傳統工作習慣的限制、期待新聞機構提供較好的勞動條件讓記者有更好的發揮，如何強化自己的多元文化經驗，貼近被污名的群體，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工作。
本文改寫自：
管中祥（2012）。《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 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中華傳播學會2012年年會」論文。
管中祥、戴伊筠、陳雅萱、王皓均（2010）《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中華傳播學會2010年年會」論文。
參考書目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3670
ReplyDelete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媒體的污名化 讓精障者難以回歸社會
公民行動 2019-04-05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系列專文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為什麼媒體大多負面報導精障者？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媒體的污名化 讓精障者難以回歸社會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改變社會對精障者負面印象 從領導階層作起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精神障礙者是犯罪與悲慘的同義詞？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媒體應從多元角度看待精障者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媒體不該獵巫，而是思考如何接住精障者
文/宋友正
媒體對於精神障礙者的報導與評論一般都是以負面評論居多。
舉例來說，之前鄭捷在北捷持刀砍人事件時，媒體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精神疾病患者」所為，之後的小燈泡事件也是如法炮製。讓社會大眾對精障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危險份子」、「不定時炸彈」，似乎我們注定要背負這樣的包袱、戴上被一般人扣在我們頭上的這頂帽子。
另外在司法判決上，因為有「精神障礙者」可以減輕其刑甚至可判緩刑或易科罰金的條文，造成一些律師會幫助他的客戶(也就是被告當事人)去做鑑定，請醫師幫忙開立診斷書，讓法官以為被告是精神疾病的病患，因此減輕其刑，這些都是對精神障礙族群之所以會被社會大眾或是公司行號、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列為不受歡迎或不肯接受錄用的一大原因！造成精神障礙在社會職場上求取一份工作都很不容易的主因之一。
在這樣的社會大眾與媒體對精神障礙者有既定印象的氛圍時，不但會對精神障礙者造成難以回歸社會、找不到一份適合、穩定、能夠長期與想要的工作，也因此使得其家屬或照顧者被排擠甚至歧視的困境。這不只是家屬與照顧者的一大負擔，也是整體醫療資源的隱憂。
對家屬與照顧者來說，照顧家裡這位罹患精神疾病的家人勞心勞力後，不但得不到想要與一般家庭一樣的生活品質，還要擔心親戚與街訪鄰居的異樣眼光，還可能因此「家破人亡」！因為無力負擔長期照顧的壓力，不是家庭破裂，要不然就是罹患精神疾病的當事人自傷傷人，造成悲劇收場。
我自己就有類似的經驗，在我小學到高中期間，因為我父母工作的單位有個「登山社」，而父母親又很愛爬山，所以從小就會帶著弟弟和我一起參加各種登山或健行的活動。剛好父母親那個單位的主管就是個登山愛好者，所以每次登山時，他都會帶著他家的三位千金一起參與每一次的活動。那三位大姊姊(我會如此稱呼是因為她們都是大學與社會青年)對弟弟跟我都很照顧，還時常幫我攜帶一些餅乾或是營養口糧，在休息時分給我們吃。
多年之後的某一天，我從父親口中得知，排行第二位的那位姊姊因為感情因素罹患憂鬱症，被公司資遣後在家休養，藉由看佛經與聽佛經朗誦待在家裡，與外界隔絕了好一陣子，我那時還不知道憂鬱症是甚麼疾病，只是覺得她那麼開朗又時常面帶笑容的人，怎麼會因為失戀就變成這樣呢？
又過了幾年噩耗傳來，那位我所喜愛的好姊姊竟然跳樓輕身！我得知時簡直是不敢相信我聽到的消息，過沒多久我跟家人一起去參加她的公祭時，我哭紅了眼眶，也看到她的父親(我都叫他林伯伯)在一旁涕淚縱橫、痛哭失聲！因為他失去了一位摯愛的、疼愛的、深愛的好女兒。如果當時職場可以給予更多的支持，這樣就有可能讓姐姐她的生命能夠繼續延續下去，所以社會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在今(107)年九月六日的「公視晚間新聞」中有一則新聞報導是，一名男子持刀攻擊一位女憲兵，記者一開始就說這名攻擊女憲兵的人是精神病，之後才說他是警方列管的、有吸食毒品前科的吸毒份子，之前就有打架與鬧事紀錄。奇怪的是記者已經知道這名男子是警方列管、又有吸毒與鬧事前科的人，那麼為何報導一開始要冠上『精神疾病』這四個字來誤導視聽呢？
所以一般民眾在長期又積年累月的新聞報導灌輸下，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攻擊性、有危險性、是治安死角、是一顆「未爆彈」，隨時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傷害的一群人士！
本人目前擔任台北市身權委員會的精神障礙委員，一直在思考該如何、又要用哪種方式才能扭轉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朋友的誤解？我想了許久覺得只有從教育開始做起，在「健康教育」上開始讓念書的孩子了解甚麼是精神疾病？這種疾病是因為腦部神經元的功能受損與傳導物質出了問題所致，跟心臟病與高血壓一樣，是一種慢性疾病，目前醫學界已經有藥物可以治療與舒緩精神疾病的症狀，是可以控制甚至能夠治癒疾病的做法。
最後，我希望有一天，精神疾病的病患都能被社會大眾接納、了解、包容，讓這群受到腦部影響，可能在行為上有些不一樣的「人」，擁有身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受到尊重、不被歧視、能享有與一般人一樣的所有工作權，活出彩色的人生！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改變社會對精障者負面印象 從領導階層作起
ReplyDelete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3676
公民行動 2019-04-04
文 / 吳希君
關於媒體報導對於精神障礙的行為，各家媒體均有不同的看法及說辭。有些媒體採取較為中立的態度，有些媒體說詞偏頗或激進，甚至會將精神障礙者的行為汙名化；例如：轟動一時的鄭捷殺人案，…等等。
由於我也患憂鬱症狀多年，也歷經過人生各個不同的階段及考驗，當然也重覆生病過，和所謂的病友也有些許交流；個人的感想是–其實精神障礙者(也包括我自己)的心靈和智慧雖然有時候頗為脆弱或者無助，但基本上都是非常單純及善良的，甚至有的人是很聰明及富有靈感的。有些患者的行為甚至還會讓醫護人員對於精神障礙者有新的想法，或是促進醫療人員更進一步的治療方法或更人權的對待。
一些所謂的媒體文字工作者，由於欠缺對於精神障礙疾病的認識或者有誇大的渲染及錯誤宣導，使得社會大眾對於精神人是普遍認知不足，或者存有錯誤的觀念。其實個人認為需改善此種情況，也並非不可能的事；基本上可以從教育著手，有些醫護人員本身就對精障者的看法或措辭有著嚴厲的批判或者不人道的對待，從教育上可加強醫療人員對精神疾病的了解。
領導階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社會很多面向的事物，人們會看領導階層人物的作法遵循一致，因此若領導階層人物對於有關精障人士行為的看法或做法有著比較正面的思考及對待，我認為整個社會對於精障人士也許會較以往友善及公平，相對地社會氣氛應該也會較趨於緩和平靜。
社會對於精障人士的看法若要改善或重新認識，本來就是不容易的大事，但我認為只要有心想改善，應該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只是一切需要時間及各個層面的互相謀合及扶持，畢竟社會有各種人存在於各個角落，多多關懷、多些正能量，對於社會也是一種無私的貢獻，不無益處。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3672
ReplyDelete公民行動 2019-04-04
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精神障礙者是犯罪與悲慘的同義詞？
文 / 余尚彥
打開媒體看見標題下精障者三個字，內文不外乎悲劇與犯罪的負面新聞。媒體不只在精神障礙者身上貼了標籤，也在精障者三個字做了負面的連結，彷彿精障者三個字象徵著犯罪與悲慘，精神障礙者就是會犯罪或者不幸、悲慘的，甚至精神障礙者是不配享有幸福的，各位讀者，您覺得真的是這樣子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說明身心障礙者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特別是精神障礙者。精神障礙者也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甚至為人類貢獻福祉，媒體的思維似乎是偏好負面新聞，為了賺取銷量與點閱率而犧牲了正面的人生觀，與美好的、道德溫馨的感人故事，而這些精神障礙者也可以擁有。
犯罪的新聞太多了，悲慘的新聞太多了，精障者三個字也太多了，糟糕的是這三樣東西同時出現而且這三個東西常常有正相關。媒體隱約意圖要扼殺精神障礙者有正面的形象與正面的思維，而且製造出負面的、可怕的，甚至是絕望的形象，精神障礙者的人生比其他重症者都來得不幸，甚至精神障礙者是社會的毒瘤，應該予以剷除，社會才會美好。
上述的居心是險惡與惡毒的，對社會也沒有好處，社會應該是不希望精神障礙者在這個世界存在，但是人能排斥自己的身體會排泄、偶爾也會生病的事實嗎？精神障礙者就是罪惡的存在，沒有善良也沒有美麗可言嗎？
請媒體與閱聽大眾正視精神障礙者存在的事實，也請大家的思考重新建立一個正面的連結，精神障礙者也可以同時擁有真誠、善良、美麗的特質，精神障礙者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且有善良的精神障礙者存在，也有幸福的精神障礙者存在之可能性。再者，精神障礙者有善良的、也有樂於助人的，我們的媒體應該多報導這些美談，讓社會朝正面的方向走。
創新、變革、富於動能這些視角與眼界是目前媒體缺乏的，但是他們可能在精神障礙者身上被看見。媒體人們，讓這些特質被更多人看見吧！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3680
ReplyDelete媒體與精障的距離｜當事人觀點：媒體應從多元角度看待精障者
公民行動 2019-04-04
文 / 洪山力
一般精神疾病，在初期時有多少症狀? 有多少狀態、狀況和需要? ㄧ般社會大眾了解嗎? 經過自傷傷人而強制就醫，雖然相關單位會介紹新的條文，以表示有尊重人權，但卻沒有提供相關的有效資源作連結，而且在報導過程中比較著重提高收視率為主的ㄧ些內容。
真正該注意的疾病，例如思覺失調症、躁鬱症，除了住院、服藥，還有其他資源，像是照顧者專線、家連家課程、會所模式等等，應該簡單的介紹，提供觀眾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病患。觀眾觀看新聞的過程中，都累積ㄧ些對精障者的行為比較負面的印象，ㄧ竿子打翻一船人，而且在犯罪率方面媒體都沒有正反面報導相關的資料，再加上媒體面對這些需要深入探討的犯罪報導時，往往變成是在趕稿。
一個好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報導；精神疾患者是被害者還是加害者、事件的發展過程其實不是醫護人員想要去特別理解的，但對於被強制送醫的人來說，卻是很重要的。這個問題的脈絡、它的前因後果，不是媒體播放它想要的畫面就可以讓人了解事實的面貌。
久而久之，不斷有重複的案件，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問題更加複雜化。再加上藉由媒體的播放，反而讓社會大眾彼此互相敵視，離開了可以重新建立對話的機會，無法修復友善的關係。上述從多元的角度來看待精神病患，需由媒體導正報導開始，讓大眾對精神疾病及其多元治療的面向了解更正確，而非僅存留給一般人負面印象。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3667
ReplyDelete媒體與精障的距離｜媒體不該獵巫，而是思考如何接住精障者
公民行動 2019-04-04
文 / 伊甸基金會精神疾病照顧者工作團隊
在王景玉的一審判決出來之後，媒體刊載出了「4起冷血殺童案！他們全判免死原因都是『這理由』」，直指他們都因為「思覺失調症」的理由免除死刑。雖然最後文末以「只要及早把握治療時機投藥，病患並不會傷害別人，期待社會大眾能以正向態度接受病友。」試圖呈現平衡，但是聳動的標題和可怕的犯罪內容完全抓住了讀者的眼球，底下留言紛紛砲轟法官和人權團體，並將罹患精神疾病變成一個主動逃罪的手段。一個人犯了冷血的罪刑，因為精神疾病逃過死刑，這無法滿足大眾對於「殺人償命」的公平概念，也對無法將這樣的「罪犯」以死亡永遠隔離於社會充滿恐懼。
【專訪小燈炮媽媽】隨機殺人之後，集體社會創傷的修復之路
不斷渲染的恐懼
在各樣的留言、評論裡，大眾充滿了害怕，希望自己與所愛的人能夠安全的生活是最基本的需求，然而這樣的安全感被動搖了，覺得一顆不定時炸彈走在路上，對於自己與家人所處的空間不再感到安全，但卻因為「精神疾病」這個理由無法將這個恐懼抹除於社會，因此對於精神障礙者和司法體系充滿挫折與憤怒。希望自己與所愛的人能夠安全的生活是最基本的需求，而當這樣的安全感被動搖了，也因伴隨著這樣的恐懼，精神障礙者的康復之家被潑漆、協助精神障礙者的律師被嘲弄、各種倡議精神障礙者的人權團體也被砲火猛烈的攻擊。
這樣的社會將會走向何方？
近年來，當一有人犯罪時，媒體很快的下標題，連結犯罪與精神疾病的關聯，而輿論開始喧嘩。然而在國內外相關的研究當中，絕大部分的犯罪都非精神障礙者所為，相反的，他們反而更容易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即使是精神障礙者，讓他犯罪的原因當中，因為精神症狀所引起的只有7.5%，他們的犯罪率和他們身處於貧窮、失業、無家可歸和藥物濫用這些高風險的生活情境有更高的相關性。當社會越害怕和仇視精神障礙者，讓一個人的情緒超過自己可以承擔的程度、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時，他可能害怕被認為「有病」而不願意尋求協助，直到最後被壓垮。
當他在重新學習如何和自己強烈的情緒共處、重新建立人際關係時，因為許多地方拒絕社區復健機構進駐，因此無法找到與住家靠近和適合的復健場所、沒有雇主願意雇用他們…非常弔詭的，當大家越恐懼和拒絕精障者，他們反而可能越容易因為不敢尋求協助、無法得到社區資源而進入貧窮、失業、無家可歸和藥物濫用的可能，這些風險因子都可能使精障者更容易落入脆弱的處境，這樣的循環讓充滿惡意和恐懼的社會才真正成為可能。這樣的社會讓精神障礙者承受超過精神疾病本身的壓力，因為害怕大眾眼光不敢求助、沒有足夠資源與協助。到最後，當一個精神障礙者犯下罪行，與其說是他們的疾病症狀，更可能是因為歧視、敵意所導致真實的生活困境。
不是「他們」而是「我們」
根據衛福部105年的資料顯示，每年在精神科就診人數為252萬人，幾乎就是台灣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252萬人在這個島嶼上的生活的人，或許是我們身邊的親友、或許是我們自己。因為工作壓力而失眠、因為家庭工作而無法控制自己情緒、因著生命中的走不過去的創傷、因為年紀老邁腦部開始退化…我們身心開始超過自己可以承擔和掌握的程度，需要所愛身邊的人一起支持，需要有不同專業的團隊協助。精神議題不是特定少數人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情。
每個人都會希望這些令人害怕和難過的新聞不要再出現了，但比起對於精神障礙者獵巫式的追殺，或許把焦點更多地放在如何建構友善的空間和重重的安全網絡，讓一個人開始精神失序時可以被好好接住。當重量無法再被負荷，252萬人─或許是我們身邊的親友、或許是我們自己，我們希望被如何對待呢？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起點開始討論。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以家人陪伴家人，由照顧者接聽的照顧者專線
服務電話：02-2230-883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3: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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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你知道嗎，精神症狀很少成為犯罪的原因
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
參考資料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Mental Illness Not Usually Linked to Crime, Research Finds.
Varshney M, Mahapatra A, Krishnan V, Gupta R, Deb KS. (2016).Violence and mental illness: what is the true story?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70(3), 223-225.
Healio News. (2018). https://www.healio.com/psychiatry/violence-trauma/news/online/%7Ba2c7f5ed-ae2e-459a-bb19-0b4ae087582e%7D/vulnerability-to-crime-higher-in-people-with-mental-illness
「我們與善的距離，其實不遠」 思覺失調症 3步驟積極治療列印
ReplyDelete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80944
自由 2019-04-12 文／陳紹祖
公視在週日晚間推出的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英語：The World Between Us）故事著重描繪無差別殺人事件中，患有精神疾病的加害人與被害人家屬的心理狀態和調適過程。其中「精神疾病」與「壓力調適」兩個主題貫穿全劇，描述社會事件發生後的心理歷程，而沒有在意外中往生的倖存者未必真的幸運。
思索因應壓力 會衍生什麼問題
做為一個精神科醫師，看過許多人生故事，我深信《道德經》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進行心理治療時，我常引導個案思索因應壓力時，可能衍生的問題是什麼？有沒有可以減少併發症的方式？是不是能多做一點什麼？或是少做一點什麼？如何能夠讓後續的問題落在自己可以承擔的範圍之內，不至於誘發無法負荷的危機？其實要能夠在心理治療中做到理性的討論，需要很好的大腦功能。
◎不同精神疾病患者有不同的行為與情緒特徵：
●思覺失調症患者，常常有被害妄想、幻聽干擾，心裡充滿恐懼不安。
●雙極性疾患（躁鬱症）躁期發作時，情緒高亢，覺得自己很棒，會做許多平時不會做的事，但被人批評時，氣憤填膺，怒不可遏。
●憂鬱症患者充滿負面思考，覺得無助無望，認為死亡也許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甚至著手計畫自殺。
●常常杞人憂天的焦慮症患者，身體上上下下多處不適，遍尋名醫，卻無起色。
其實患者都需要先接受藥物治療，達到「情緒平穩，思緒有序」的狀態後，才能進行有效的心理治療。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年輕導演應思聰罹患的思覺失調症，其實目前在精神醫學上已經有很好的治療方式，包括口服藥物與長效針劑治療，但是大家對於親人罹患精神疾病總難以接受。例如：應思聰的父親是完全否認，姊姊應思悅則將其淡化為感情受挫的後遺症，這些方式都不能夠讓患者與家屬重拾正常生活。
接納自己或親友生病是邁向痊癒的第一步；積極與醫師討論治療方式、效果和副作用則是第二步，務必要找到最合適的藥物治療與諮詢管道；第三步是切實執行治療計畫，隨時回報。
平穩情緒、清晰思緒 並不困難
目前的醫學也許還無法治癒所有精神疾病，但是讓患者能夠有平穩情緒和清晰思緒並不困難。只要達到這個程度，病患就可以去「做自己該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享受生命的喜樂。
邁開腳步，其實我們與「善」的距離，並不遙遠。
（作者為花蓮慈濟醫院成癮精神科主任）
滕西華／公器還是公審？「報導殺人」無法承受之重
ReplyDelete文滕西華（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理事長）2019.4.21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mental-disorder-insight-4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我們與惡的距離》，李大芝
社會討論度極高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無差別殺人犯的妹妹，對著緊盯家屬不放的媒體喊出了這個問句，如同刺進大家心底，令人震憾。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當中的「你們」，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
這句台詞，在我腦中勾連起無數曾因「報導效應」，讓悲劇事件加乘上演的案例， 2008年發生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是最典型、亦最慘痛的一件。
傳播外溢效應的殺傷力
當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在人潮洶湧的正中午，造成7死10傷，震驚日本。新聞媒體與社會在事發後，對事件加害人及其家人，鋪天蓋地、形同獵巫的瘋狂追蹤報導，恐嚇電話不斷，甚至出現加害人母親是「虎媽」才會養出無差別殺人犯的推論與質疑，最終使得加害人母親承受不了壓力崩潰住院。之後父母離婚、父親與弟弟辭職隱居、不斷搬家、家人朋友一一離去。
悲劇的頂點發生在事件的6年後（2014年），加害人已經伏法，然而，他的弟弟從此再沒有自己的名字，只剩「殺人犯的弟弟」這個社會標記的身分，即使努力想要重新生活，仍然無法擺脫烙印與社會的異樣眼光。他最終選擇自殺，在28歲這年，讓自己成了秋葉原事件的第8名死者。加害人家人們承載不了媒體與社會的公審，成了另一個在這事件中，被毀掉的家庭之一。
「加害人的家人，是不能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幸福！」是弟弟最後留下的遺言，受到媒體大量引用。他用生命來抗議社會用另一種方式，無形的「行使私刑正義」。
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報導社會重大案件本身有錯嗎？以我擔任多年電視台新聞自律暨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經驗，必須持平說，媒體本身也有許多掙扎與反省。如媒體已開始改善，在報導刑案時，提醒記者不應任意稱嫌疑人為「精神病人」；或使用網路來源影像時，要盡量查證。但這樣的反省或謹慎，經常都比不過一則誇大、或是聳動報導傳播效應所帶來的「加冕」。閱聽眾一邊罵媒體獵殺噬血，卻一邊收看，不斷增加點閱率和收視率；網路社群興起後，推波助瀾、無遠弗屆，傳播的外溢效應更不斷加乘、停不下來！
傳播的外溢效應如同社會公審的氛圍，無法承受的，不僅只有加害人的家庭，其後勁殺傷力，讓受害者更加的悲慟，甚至可能製造更多受害者與被摧毀的家庭。以秋葉原事件為例，案發後，日本出現大量「模仿事件」的犯罪預告，事件發生後的2週內，警方共對17個犯罪預告作出行動，預告者從13歲至30歲都有，「模仿犯罪效應」出現，可能誘發更多的悲劇！
網路霸凌引發的自殺連鎖
媒體報導、網路社群帶來的另一個外溢效應，是讓網路霸凌有如傳染病一般擴散，引來另一種效應——自殺。
在媒體報導後因網路霸凌而自殺的人多不勝數，今年（2019）日劇《三年A班》也同樣因這個主題引起話題。《三年A班》描述一名備受矚目的學校游泳明星，在網路上被一段刻意誣陷她的假影片攻擊。影片經媒體未經查證報導後，網路擴散效應與霸凌如浪潮般撲來，在欠缺支持與信任下，該學生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身亡。事件後，老師想出一個激進辦法，讓學生與社會省思報導、傳播假消息與網路霸凌的嚴重性。你是否覺得似曾相識，聯想起去年我國駐日大阪代表處長輕生的事件？
如同「秋葉原事件」加害人弟弟，因承受不了媒體、社會公審而自殺一般，報導及網路負面言論過度傳播，致使人自殺，其實也是另一種「殺人」！
失效的媒體煞車？
令人恐懼的事件、負面新聞過度傳播，會引發犯罪模仿效應，或使人承受不了壓力走向輕生之路；而對自殺事件的過度報導，又可能引發另一波連鎖效應。包含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內的許多研究都證實，媒體過度報導自殺新聞時，會引發更多的模仿自殺，特別是名人！
為此，WHO除於1999年發表全面的自殺防治策略外，2017年更進一步修訂「自殺預防：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指引」（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其公布的《六不六要》，即是針對媒體報導的外溢效應，訂下的報導倫理準則：
六不：
不要刊登出照片或自殺遺書。
不要報導自殺方式的細節。
不要簡化自殺的原因。
不要將自殺光榮化或聳動化。
不要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板印象來解讀。
不要過度責備。
六要：
當報導事件時，與醫療衛生專家密切討論。
提到自殺時，用「自殺身亡」而不要用「自殺成功」這樣的字眼。
只報導相關的資訊，且刊登在內頁而非頭版。
凸顯不用自殺的其他解決方法。
提供與自殺防治有關的求助專線與社區資源。
報導危險指標以及可能的警訊徵兆。
但納入《六不六要》卻不遵從，是達不到效果的；這些原則對網路傳播的影響微乎其微，更無力改善其所帶來無法承受之效應與創傷。
近期（2018年7月）《加拿大醫學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一篇取材自多倫多13家主流媒體、6,000多則新聞，探討媒體報導與自殺關聯的研究指出，媒體若大量報導自殺細節，或是過度報導名人自殺，都會增加自殺模仿效應。
以兩個例子為例，2014年影星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自殺後，美國因為報導所引發的自殺人數至少增加了10%。在台灣，2005年4月藝人倪敏然自殺，事後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倪敏然身亡後3週，企圖自殺人數增加55%，男性是女性的2.6倍；而過去一年曾有自殺企圖者，更自述媒體報導是導致其再度企圖自殺的重要因素，風險評估高達52倍。
網路的鼓噪與搧風，助長了媒體過當報導點燃的火種，著實應證了那句台詞：「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阻斷悲劇擴散的「帕帕基諾效應」
公審與公器的界線，究竟在哪裡？不斷出現的悲劇，又帶給我們何種學習？是否只是讓媒體有更多揭露事件相關人的「追蹤報導」、提供社會有更多的「公審」題材呢？絕非如此。
眾多研究指出，媒體報導是有機會發揮正面的「保護效果」，稱之為「帕帕基諾效應」（Papageno effect）。
帕帕基諾是莫札特歌劇《魔笛》中的一位主角，在遍尋不著心愛之人時，想要以上吊自殺來博取天神的同情，讓天神把愛人還給他；正要上吊時，三位仙童及時趕到，告訴他一個可以找到愛人的方法，救了要自殺的帕帕基諾。這就是「帕帕基諾效應」，意指媒體若能在報導自殺新聞或是負面社會新聞案件時，加入一些正向訊息、可以得到協助及求助諮詢的管道，就可能成為一種「保護因子」，降低閱聽眾自殺的風險。
網路社群媒體也是這樣的，如果在一片紛亂的負面言語中，有人扮演「三位仙童」的角色，及時給予支持和正面的訊息，也能發揮「帕帕基諾效應」，消弭「我們與惡的距離」。
台灣社會能做的事
疾病是不會只找特定人的，根據衛福部2015年的統計，台灣一年就診精神科人數逾250萬人，遍及各行各業！絕大多數的精神疾病患者，因為媒體過度報導或影射，被迫在社會中孤獨地生活著。若他們因為社會的不友善氛圍，不敢出面求助、就醫，導致疾病無法獲得控制，便可能種下危險的因子，個人和社會皆受其害。誠如《與惡》宣傳所言：「我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不需要因為這個不一樣，而去害怕彼此。」
一旦社會支持轉向正面，這些病人的疾病和生命也可能跟著逆轉。
美國傑出的精神科醫師丹尼爾．費雪（Daniel B. Fisher）博士，20幾歲時就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之後仍完成了學業和哈佛大學的住院醫師訓練，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甚至獲聘為白宮心理健康委員會顧問；另一位牛津馬歇爾學者、耶魯大學法學博士艾琳．薩克斯（Elyn R. Saks），同時擁有心理學、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專長，一樣在年輕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但疾病也未影響她的傑出表現。這兩位不畏外界可能給予的標籤，勇於分享自己的罹病及復元經驗，鼓舞同樣的病人；他們投入倡議、研究工作，致力推動精神疾病去污名化運動，也是將原本充滿負面的「精神分裂症」更名為「思覺失調症」的重要推手。
費雪和薩克斯不是特例， 公開是精神病患者的傑出人才，眾所周知的還有罹患思覺失調症的電影《美麗境界》主角、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許（John Nash），事實上，他的兒子約翰·查理斯·馬汀·納許(John Charles Martin Nash)也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一樣在著名的美國羅格斯大學取得數學博士學位，隨父親之路成為數學家。 還有許多全球一流大學的教授、藝人、音樂家、藝術家、舞者、作家等等。像是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即曾表示，她最具代表性的圓點創作，其實是「幻覺」，她把「病狀」變成了「藝術」，不諱言告訴世界自己是精神疾病病人。這些人勇敢挺身，就是媒體「正向」的素材，也能成為鼓舞病人的範例，報導與被報導者，形成「正向循環」，而讓社會經由學習更趨成熟。
發揮「帕帕基諾效應」，從媒體報導開始，也要從「我們」開始。當每一個人成為「願意看見並理解他人的不一樣」的人，擴展「善」的力量，社會才能真正去除疾病之惡，更阻斷為疾病所苦者因社會汙名、不當報導而擴展爆發之惡。
加把勁，去除精神疾病污名化（2019/4/12 蘋果日報）
ReplyDelete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90412/38307010/
名人勇敢揭露自己病情和就醫歷程、媒體願意理性報導化解歧視，對於去除精神疾病污名化（Stigma）有很大的幫助，其成效和第一線醫師一樣，可以解救很多病患的生命。
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劇，從「精神病患無差別殺人」事件，延伸出引人深思「精神疾病污名化」的深刻故事。無差別殺人令人髮指，一般民眾很難理解：「受害者和加害者兩造都是悲劇」。去除污名化最困難的是情感層面的衝突，以戲劇呈現則是最好的方式。
精神疾病對患者及家屬造成巨大的身心傷害，但是接受適當治療的患者僅佔少數。在面對身心疾病眾多錯誤迷思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對精神病的「污名化及標籤化（stigmatization）」，造成患者活在被「另眼相看、社會排擠」的世界中，導致病患不得不否認自己的疾病、延誤就醫、造成嚴重失能、甚至危及生命。
不公平的對待會對弱勢族群造成極大的傷害
精神科醫師花很多的心力，協助患者面對社會偏見，這些偏見造成病患在求職、社交、教育、甚至是在就醫時遭受歧視和排斥；甚至被保險公司拒保或被企業排擠而被迫離職！事實上，污名化起源自對精神疾病的恐懼和無知，加上媒體戲劇性地「妖魔化」精神病患…。這些被現代科學視為繆誤觀念的潛在歧視，仍不斷對病患的造成烙印和傷害。
當社會上充斥著源於「偏見和恐懼」的排斥，就會把侵犯病患人權視為理所當然。要改變社會大眾的偏見，教育是最基本的做法。台灣社會非常需要全國性的「去污名化」運動！精神醫學除了診斷和治療精神病患之外，更應致力於社會運動，推展精神健康智識給社會大眾。只有不斷進行教育推廣，才能改變神權、君權時代所遺流下來的錯誤認知。
波蘭「面對抑鬱症」的全國社會運動
至2010年起波蘭精神醫學會就開始推動「面對抑鬱症」的全國社會運動！在這個主題叫做「Nie oceniam, akceptuje（我不批評，我接納）」的行動中，波蘭眾多知名的演員、音樂家、歌手、外交官、作家…，都出來公開自己的憂鬱症病情和治療經過。憂鬱症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患者願意接受治療，因此名人勇敢自我揭露、公開呼籲「去除污名化」，可以比醫師拯救更多的生命！去年（2018）我很榮幸接受了活動籌劃人之一，也是波蘭多年學術合作的好友Piotr Galecki教授的邀請，一同共襄盛舉。該活動包括了一系列公關宣傳、公益、以及學術活動，更邀請到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前往贊助。
名人勇敢自我揭露意義重大
在先進文明的地方，心靈生病不是不光采的事。協助精神病人去除污名化，台灣媒體和名人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Janet是一位成功的主持人，日前勇敢公開自己的病情，對千千萬萬因憂鬱症「被貼上標籤」的罹病患者，應該是難能可貴的激勵和鼓舞。Mariah Carey也公開自己罹患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病的消息，她提到被診斷的當下，她對自己產生強烈的否認、害怕失去一切、並且感到無比的孤立和無助，「疾病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別人發現後，看待自己的異樣眼光所產生的巨大壓力」。
「萬世巨星」電影老片重拍，加入精神疾病的新素材，更一舉拿下奧斯卡「原創歌曲獎」，Lady Gaga在受獎時坦言自己早年創傷、長期憂鬱症的心理折磨，呼籲大眾重視心理健康。電視電影戲劇願意製作優質的作品、報章媒體願意中立理性報導、社會名人或公眾人物能勇敢地站出來，對於去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有莫大的幫助。
Ben Affleck Reveals He's Been on Antidepressants for Over 20 Years
ReplyDeletehttps://themighty.com/2020/02/ben-affleck-antidepressants-since-age-26/
Juliette Virzi • 20200222
On a new segment of “Good Morning America” hosted by Diane Sawyer, Oscar-winning actor Ben Affleck, 47, shared he has been on antidepressants for over 20 years.
“I get depressed,” he told Sawyer. “I take antidepressants. They’re very helpful for me. I’ve taken them since I was 26 years old, various different kinds. I’ve switched and tried this and tried that.”
Affleck, who has been in addiction treatment programs three times, is no stranger to opening up about his mental health struggles. In 2017, he wrote a heartfelt Facebook post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eeking help.
“I have completed treatment for alcohol addiction; something I’ve dealt with in the past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front,” he wrote. “I want to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and be the best father I can be. I want my kids to know there is no shame in getting help when you need it.”
In his upcoming movie, “The Way Back,” Affleck plays Jack Cunningham, a former student basketball star who takes a job coaching basketball at his alma mater. In the movie, Cunningham struggles with alcohol addiction and a failed marriage, both things Affleck ha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In 2018, Affleck and Jennifer Garner ended their marriage after a long separation. The actors have three children together.
“Divorce is very painful and alcoholism is very painful. They just are,” Affleck told Sawyer on “Good Morning America,” adding:
I really don’t want my children to pay for my sins. Or to be afraid for me, which is one of the hard parts of being the child of an alcoholic. You think, ‘What if my dad gets drunk? What if he does something stupid? What if he ends up on TMZ and is on my newsfeed and other kids see it?’
Affleck was likely referring to last October, when tabloid news website TMZ obtained a video of him seemingly intoxicated outside a Halloween party.
“Relapse is embarrassing, obviously,” the actor explained in his recent New York Times profile. “I wish it didn’t happen. I really wish it wasn’t on the internet for my kids to see. Jen and I did our best to address it and be honest.”
In addition to addressing his struggles on “Good Morning America,” Affleck shared he has a strong support system to help him when things get difficult. He said fellow actors Bradley Cooper and Robert Downey Jr. (both of whom have been open about their own struggles with addiction) have been incredible supports to him.
There is help if you are in crisis or are struggling with addiction. You can call the 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 at 1-800-273-8255 or text “START” to 741-741. Head here for a list of crisis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If you or a loved one is affected by addiction and need help, you can call SAMHSA‘s hotline at 1-800-662-4357.
Ben Affleck's Facebook Post Takes the Shame Out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ReplyDeletehttps://themighty.com/2017/03/ben-affleck-shares-addiction-recovery-in-facebook-post/
Jordan Davidson • March 16, 2017
Actor Ben Affleck has moved on from saving Gotham City as Batman to a feat equally as heroic – completing treatment for alcohol addiction. Affleck shared the news on Tuesday, in a post on Facebook, noting, “I have completed treatment for alcohol addiction; something I’ve dealt with in the past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front.”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e 44-year-old actor has publicly spoken about seeking treatment for alcohol addiction. The first was in 2001. This time, Affleck emphasized how in speaking up about getting help, he’s hoping others — including his children — will be empowered to do the same.
“I want to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and be the best father I can be,” Affleck wrote. “I want my kids to know there is no shame in getting help when you need it, and to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anyone out there who needs help but is afraid to take the first step. ”
Since Tuesday, Affleck’s post has been liked more than 128,000 times, with fans sharing their stories as well as praising the actor for his honesty.